“通过回顾和欣赏上世纪曾风行一时、于普通百姓家居和大街小巷墙头随处可见的‘张贴美术’——包括商业月份牌海报、年画、宣传画等——来反思我们的社会，回顾我们现代文化一些现象的缘起和由来，并且思考儿童世界背后的时代观念和成年人的价值理念对其的影响。”听上去就很吸引。
　　上午10点，记者叩开王宇清先生的门。
　　王宇清，前媒体人，近现代月份牌广告画、新中国年画和宣传画研究与收藏者。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
　　年画中有胖娃娃，也有清秀宝宝
　　记者：您这个关注点挺独到。
　　王宇清：我实际上意在从儿童的角度谈时代，儿童跟重大事件是有关联的。
　　我的收藏主要是“张贴美术”。这是我提出的概念，就是贴在墙上的年画、月份牌、宣传画、海报这类，每个画种有交集又稍微有点不同，于是总体提出一个词叫“张贴美术”，因为都得张贴嘛。
　　我的藏品从新文化时期始，最早的是1915年（民国四年），太古车糖公司出的一张贺年广告，很漂亮。正好到现在时间跨度是100年。
　　记者：里面有孩子吗？
　　王宇清：有，是随大人游园的儿童。这种其实也算年画了。
　　记者：一般人听“年画”，容易联想到的是杨柳青那些胖娃娃、胖鱼，不知道还有这么清秀的。
　　王宇清：新文化时期的年画主要是两个源头：一个是商业源头，民国时期上海、天津以及东北大城市都有的商业美术，就是“月份牌”；另一个，政治源头，就是从延安那个系来的，由抗战以后根据地那种木版年画发展而来的新年画。这两条脉络到1950年“新年画运动”时就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11月，沈雁冰他们向上面打报告，毛还有周都批了，搞了一个“新年画运动”。运动大概持续了三四年，等于是对美术界一个整编。各种画家、各个画种，无论是油画的、版画的、国画的，一律都画这个年画。
　　记者：那像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什么的，那算漫画了。不在您这个系列里吧？
　　王宇清：三毛不算。张乐平漫画特点比较明显，但他的画我的收藏里也有，新年画运动里他也画《娃娃唱奇迹》，“玉蜀黍三尺七，娃娃把它当马骑”；“做跷跷板的大豆荚，当小船的西瓜皮。”
　　记者：民国丰子恺画里那种儿童，涉及吗？
　　王宇清：丰子恺的漫画都属于小画幅的，做插图什么的。出的集子也是小幅的，而我收藏的是贴在墙上的。
　　记者：大致明白了。
　　王宇清：我是慢慢从收藏当中，发现儿童很有意思。儿童是中国年画中重要的一类题材，它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传统上的“童子”；一个是从佛教，“花生”，就是“莲花儿”。这样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胖娃娃”是其中一个重要品种，各个年画产地都有胖娃娃这种画。
　　记者：一般都寓意一种祝福或祈望吧？
　　王宇清：对。中国人对孩子，一直都有比如“早生贵子”这种祝福的文化传统，这是民间对题材的一种喜好。新年画必须跟民间趣味达成一种结合。
　　民国张贴画中，孩子代表生活美好
　　记者：大家印象里，民国时期月份牌画都是《良友》杂志那种美女。
　　王宇清：我收藏的民国张贴画中，妇女儿童也是一块。比如说女士和童子、母亲和儿女，抱着小孩，或者被一群小孩簇拥这种的。早期它肯定是作为广告出现，形象代言嘛。后来独立出来了，有纯欣赏性、纯装饰性家居的那种。
　　在这种画中，孩子代表生活美好、希望的一面，多用那种比较写实的炭精擦笔画法——用炭精粉先擦出轮廓体积，然后再用水彩罩染、铺色，出来那种柔和、光润的效果，特别适合表现女士和儿童。
　　像这一张，是上海那种比较富足家庭的小孩过元宵节，旁边牌楼上写着“幸福之门”。阳光活泼、运动范儿的小男孩，穿西式的摩登童装，也有穿中山装式的、穿海魂衫的，穿小皮鞋，带宠物小狗。这是民国儿童形象的一个完型，就是民国的理想儿童是这样子的。小孩经常是大人愿望的投射。
　　记者：这种画风到延安怕不太合适了吧?听说那边因为画材所致，大家都改画木刻了。那些画里的儿童会是什么样？儿童团？王二小？
　　王宇清：也有。解放区、根据地那个时期的作品，相关题材有儿童团，还有儿童劳军这种。然后还有娃娃戏——由娃娃来演绎大人政治上这种题材，或者其他一些模拟大人的戏，类似过去京剧里娃娃来演大人那种戏码。
　　记者：这个懂，现在春晚不老有吗？一堆小包公什么的。
　　王宇清：对，类似这样。还有像娃娃做游戏公审蒋介石、打美帝，用娃娃来演绎这种大人题材。这是从木版画那个系统来的，重大题材，政治性的。
　　这种画法到了建国后，就用于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新人，表现的都是生活类的题材，或者说用歌颂新生活的方式来跟新时代结合。
　　记者：都是“歌颂系”？
　　王宇清：也有些“儿童政治学”，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我有一幅画，一群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小孩在搭积木，搭的是一个大楼，还有小孩推着一个小车要开向大楼，它叫《快乐大家庭》。其实这就是大的一个政治——“民族团结”，用娃娃做游戏的方式来表现大的主题。
　　还有一个“儿童经济学”。比如大跃进，儿童画里也有反映。儿童在做游戏，搭的是“跃进门”，搭大烟囱，还有玩具车上搭着一个车那么大的萝卜。这我称之为“儿童经济学”，就是用儿童去对经济上的“成就”进行呼应。
　　这都相当有时代性，它是和时代紧密结合的，时间性非常强，和当时政治的动向、主题，经济的动向、主题，包括社会上一些新的发展，都是紧密联系的。
　　男孩都拿小飞机，那时飞机代表很现代、很科技
　　王宇清：那种纯粹表现儿童生活的也有。像儿童做游戏，捉迷藏、老鹰捉小鸡，那时候的童子戏，都是很好的画，画得很漂亮、祥和、温暖。像
　　这幅，儿童在滑滑梯，这木马真是用木头做的，你看那个时候的摩天轮。
　　记者：那会儿就有摩天轮？
　　王宇清：有啊，这不画就证实了这个事吗？这就会让我们对历史的刻板认识改变。这画的是上海，1953年的版，摩天轮那时候就有了，不过是老摩天轮，人力的。
　　记者：有意思。感觉民国那会儿的年画还比较多对城市生活的表现，新中国就越来越多对农村生活的表现。是不是后来的城市生活比较单一？
　　王宇清：也有。
　　记者：就是工厂什么的吧？
　　王宇清：对。不多。对生活本身的描述少了，都是在工作、在建设。看这幅《新中国儿童乐园》，已经是新中国了，可上面的孩子看着还是好“民国”。这就是画家把月份牌的那种画法带到新中国了，正逐渐地被改造。
　　时代的演进从很多画的细节里能看出来。比如讲座里我要谈到的——“从孩子围着大人转”到“大人围着孩子转”的时代。你看民国这个，三个孩子围着大人；50年代的，一群孩子围着大人，五个孩子，当时一家五个孩子是标配。
　　记者：画里孩子们手里的玩具有意思，男孩都拿小飞机。
　　王宇清：那时候飞机代表很现代、很科技。你看这幅，小男孩拿着飞机，小女孩在打玩具电话，背景有鸽子，当时最有名的顺口溜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是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的写照。
　　这一幅，从题目就直接出来，《和平与幸福》。男孩身上穿着小海魂衫，那时候孩子想当海军，想当解放军，女孩儿呢拿着一个苹果，这是一个平衡。既是画面的平衡，也是意识形态的平衡。苹果是象征和平、平安。
　　那些画里其实都挺有看头。
　　记者：新年画里很少出现小动物，尤其宠物。
　　王宇清：民国时期的经常会有。新中国也有，我收的年画里也有比如玩具啊、小动物啊，但是越往近越没有。
　　记者：出现鸽子也是用来寓意和平的，就像小女孩手中的苹果。而不是作为生活内容存在的。
　　王宇清：也有。只不过还是那个特点，越往近越没有了。
　　50年代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画
　　王宇清：1954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建国五周年，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画。
　　这幅《谁的成绩好》，你看，有画中画，画得相当讲究。这是蒋兆和画的。蒋兆和民国就很有名了，《流民图》就是他画的，而且他有一个弟子现在很有名，范曾。
　　记者：哦，这么大家后来也画这类的画？
　　王宇清：也画。当时就没有画别的画的，唯一画的就是年画，大家用各自方式全在画年画，这就是刚才说到的1950年新年画运动。说新年画意义非凡就在于——从1950年到1953年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里，它这个阶段是“官窑”。有专门的出版社，专门做年画出版。它是专门的一块儿，所有的画家都在画这个，集中了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画家，包括李可染、蒋兆和。之后他们才又各归各的行，比如画油画的回去画油画。其中还包括大量民国过来的画家，比如李慕白，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月份牌画家，画小孩、女士画得特别棒。这幅《慰问最可爱的人》就是他画的。
　　记者：嗯，看这些女孩子的裙子。有人就说现在青春片为什么拍不好看，都穿那种校服能好看才怪。
　　王宇清：是。你看这些好像是比较朴素，但是它有变化，通过裙子有变化。
　　这个是动物保护题材。《不要捉蝌蚪》，也是1953、1954年的画。那时候孩子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我父辈那一代小时候还有儿童自己管理的水电站，在北海，是儿童自己管理的。他们还做实验，搞野外的生物考察。
　　记者：对，那会儿好像什么都有小孩的。哈尔滨还有个儿童铁路。
　　王宇清：对，4公里的，公园绕一圈。
　　这是《我也爱劳动》，孩子穿小工装裤，修小板凳。这是那时候的教育方式，身教。现在是大人不干的事儿让小孩儿干，大人本身违反规则，却让小孩儿去遵守。
　　这张画是1958年的，孩子的玩具是当年的一些建设模型，轮船、坦克。这也是大人对他们的期许，但孩子也爱玩这游戏。孩子不爱玩你也没法让他接受，他是跟你互动的。小孩特别爱模仿大人，为什么这些能上画？就是他们在模仿大人。这些还都是表现儿童生活的。后来这种就没有了。
　　记者：这张开始“打美帝”，一个雪人也要搞成美帝，一群孩子在打这个美帝。
　　王宇清：这时候已经是60年代，政治气氛已经比较浓了。雷锋出现了，1963年毛主席给雷锋题词。解放军越来越成为儿童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离战争时代还不远，而且周围也是“列强环伺”，跟印度还打过一场战争，所以和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
　　这张是70年代的。不是赖宁，这会儿还没有赖宁呢。这讲的是阶级斗争、抓特务。这是《牢记阶级仇，永远干革命》，也是70年代，从这个服装，还有红小兵的臂标可以看出来。红小兵是70年代的。70年代初是戴这个标的。后来这标没有了，就只有红领巾了。
　　记者：画面越来越满，里面的孩子看上去越来越丑。
　　王宇清：首先这时候的年画，很多已经不再是美术大家来画了，越来越多一般画师的作品。
　　另外画面为什么满？早期很多画都有比较写实的场景。到60年代，很多场景就取消了，或者场景更多只是做一个环境；再之后70年代的，就算有场景，也变得更加概念化。比如说一幅画里边，它有很多不同季节的，甚至是不同时空，它给集中在一幅画里。
　　写实，是客观的一种呈现，相对来说更尊重现实。而一个更加政治化的东西，与它对应的就是权力在重新安排。为什么50年代写实更多？那个时候还尊重很多客观的、传统的或者说现实的东西，到“文革”的时候这种东西更为意识形态化，意在通过一些观念去组合，进行支配，重新安排。这是不一样的。
　　记者：所以，画里面是孩子，但其实真的应该大人们都来看一看。
　　王宇清：嗯。这是我提供的一个角度。

说起市中山街、平等路，大家都知道它们是驻马店有名的老街。路过平等路和中山街交叉口的小地下道时，也许你曾见过路边摆着几幅镶着镜框的画像。在相机技术和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竟然还有人在画像？谁还需要找人画像？

在天河区禺东西路车流日夜喧嚣的道路旁，有这么一间雅室：一幅幅惟妙惟肖的肖像立在室前，透过半敞开的玻璃门，隐约能见一人正端坐在敞亮的室内作画。炭相画现在已颇为少见了。一面画板，一张画纸，一支笔，店主康师傅正沉浸在自己的炭相绘制中。

绘画一直是世界文化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有水墨画、油画、壁画、水彩画、水粉画等等，这些画要么采用的是水墨颜料，要么是油质颜料，亦或是水彩笔勾画而成，但有一种画却与众不同，它用炭精粉做原料，以毛笔、药棉、橡皮作为作画工具，能保存百年都不褪色，这就是流传于我国民间的一种特殊绘画——炭精画。

画匠，顾名思义也是一种匠人。唐代文学家、诗人韩偓在《格卑》诗中就有“入意云山输画匠，动人风月羡琴僧”描绘画匠的一句诗。而《水浒传》五十八回中也提到“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见一个画匠……”的内容，说明画匠在中国民间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

画匠，在桐庐民间匠人中算是一种有身份的人，虽称不上什么“大家”，但也是一门很吃香的行当。因为，画匠毕竟与其它匠人不一样，肚子里多少也喝过几滴墨水的，在人们心目中，是当作有文化层次的人来看待。再说炭精粉肖像画是一个以写实为主的画派，其主要的欣赏群体是一些没有受过专业绘画教育的人群，因为形态逼真，更容易被人们理解与接受，所以深受民间的喜爱。

大约2500年前，释迦牟尼与众圣讲法，忽然沉寂下来，拈起一枝花，对着众弟子微笑。众圣不解其意，面面相觑，惟迦叶尊者有感于心，点头回应，与佛祖相视一笑。这个典故的意思是：最好的佛门正道就是不需语言文字直接可以悟道。正因为如此，释迦牟尼日后将衣钵交给了大弟子迦叶。这就是著名的“拈花一笑”。所谓传递禅意，传者无心，得者无心。杨太守最新作品《毛泽东》，同样具有“拈花一笑”的意境。什么都不必说，已表达了所有。此件作品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最英俊的肖像上，含上了一朵玫瑰花。对毛形象的使用，很容易产生作品“政治化”的联想。以调侃的方式画领袖，也很容易联想到纽约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所画的毛泽东肖像。而杨太守的真实用意恰恰是“拈花一笑”。他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认为社会赋予艺术的责任太重，艺术就是艺术，他画毛泽东肖像不过是开历史的玩笑，解除艺术的重负，拿曾经最为神圣的东西去向“历史告别”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他将艺术的目的用一种隐喻性的修辞遮蔽掉了。

毛泽东，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导致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撰写《论持久战》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同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2月，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5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45年4～6月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的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6月，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4月。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7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5月，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7月，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5月，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近日记者获悉，积玉口镇的钱光华在画炭精像。钱光华今年54岁，高中毕业就开始习炭精画，中途间断过10年，断断续续作画20多年。

“炭精画”又称炭画，炭像。上个世纪在照相技术还没有普及之前，炭精画曾经遍布城市和乡村，在农村尤以为老人画遗像居多。炭精画使用炭精粉为主要材料，可自制。画师先用铅笔起稿，轻轻勾勒出轮廓，再用大小不等的排笔或秃毛笔，蘸炭精粉在纸上擦、揉，画出黑、白、灰，让画面色调丰富、细腻逼真，最后用定画液固色，使其不褪色、易保存。现代文明的发展，不断颠覆着传统，昔日深受人喜爱的炭精画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面临失传的境地。

入冬的一天，得知邱金亮老师正在创作他的又一幅炭精画新作——《广济桥》。关于广济桥题材的画作，我们并不少见，但炭精画的广济桥，的确新鲜，我们决定去拜访邱金亮老师一探究竟。

炭精画，对于多数潮州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我也是。于是我在出发前先百度一下。炭精画，是中国炭精画的俗称，也叫“炭画”、“炭像”，是中国民间美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仅适合于制作巨幅人物、花鸟、山水画，还具有绘制人像的实用性；以“细腻动人、层次丰富、永不褪色”的最大特点广泛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更令收藏家们热捧。

炭精画又名炭画，是以炭精粉作为颜料，以擦笔、药棉、橡皮等为绘画工具的一种特殊民间绘画形式，炭精画富有立体感，易于保存，因此在照相技术普及之前，许多地方以炭精画作为遗像使用。

不过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现在很少能看到炭精画。安溪凤城镇吾都村73岁的陈子超，醉心于此，是炭精画的坚守者。

酷爱绘画拜师学艺

炭精画又叫炭画、炭像，是中国民间美术，不仅适合于制作巨幅人物、花鸟、山水画，还具有绘制人像的实用性。用炭精画绘制的人像画以“细腻动人、层次丰富、永不褪色"的特点在上个世纪曾广受群众喜爱，盛行于民间。今天记者就带大家到擅长绘制炭精画的陈木生老人家中去感受一下炭精画的精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