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讯（记者 刘利）75岁高龄的美籍华人罗绍蕉先生12月14日专程奔赴广州，将其父生前为孙中山创作的一巨幅全身炭画像，捐赠给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该画像至今已有70多年历史。据悉，这也是孙中山大元帅府自去年发出向民间征集文物的公告以来，收到的第一件书画赠品。
　　
　　据罗老先生介绍，其父罗卫群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广州维新路公园前开了一间照相店，专门从事炭画人像及摄影专业，“1924年底，孙中山大元帅府派人送来一张孙先生的照片，找家父代画一幅全身元帅服炭画像。可是画未完成孙先生就已辞世了……”其父最终完成了画像，并在临终前再三叮嘱要把画像当成传家宝代代相传，将来有机会把画像送给大元帅府。1996年罗家在移居美国前又把画作交给省收藏家协会收藏家罗铬胜先生代为保存。今年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成立97年之际，罗绍蕉先生决定将画像无偿捐赠给孙府，以实现其父生前的夙愿。
　　

　　
　　天津日报（记者 朱珊珊）在石各庄镇定子务村，村民石德尧有一手画炭精画的绝技，看过他作品的人都称赞他的画比照片还“真”。日前，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走进石德尧的家，墙上挂着的两幅“照片”十分抢眼。如果不是主人指点，几乎不会有人看出这两幅“照片”竟是画作。画面上小孩儿头发上晶莹的水珠、明亮的眸子；老人飘逸蓬松的胡须、深邃的眼神，每一个细节都栩栩如生，看不出一丝雕琢的痕迹。这两幅作品就是石德尧引以为傲的炭精画。
　　
　　石德尧今年66岁。他18岁参军到长春，成为一名战士。当兵的几年里，石德尧结识了一位会画炭精画的老画师，就经常到老画师的家里拜访学习。久而久之，老画师被他的勤奋好学感动，将自己炭精画的手艺全部传授给他。退伍后，石德尧在家乡的美术厂当了一名美术师。从此，他一生与美术为伴，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炭精画，成了方圆百里有名的画像师傅。
　　
　　石德尧老人告诉记者，炭精画使用炭精粉为主要材料，主要以擦、揉为主要技法，是用油画笔沾上炭精粉在纸上描绘的绘画方式。炭精画的特点是黑白分明、层次丰富、质感强烈。用炭精画出的画可以保存几百年不褪色。画炭精画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细心。一幅2尺长的炭精画就需要专心致志画上3、4天才能完成。由于炭精画这门技术只在民间流行，历来以师徒相传的方式传承，所以只被少数人所掌握。在一些正规的美术院校没有专门的课程，在市面上也很少有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随着电脑时代的到来，翻拍、扫描、电脑制作成为时尚，炭精画似乎已经成为多余的“奢侈品”。
　　
　　说起炭精画的传承，石德尧感慨颇深：“画炭精画需要很深的基本功底，是个吃功夫的事儿。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愿意学习这门手艺的。我很担心炭精画这门手艺失传。如果有人愿意学习，我可以无偿教授。”
　　

北方新报（记者 黄萍）所谓“月份牌”，学术名称为“月份广告画”，它隶属我国传统年画的一个分支，月份牌之叫法纯属上海人的口语称谓。月份牌是一种集月历、广告、美术于一身的年画，它在传统国画和木版年画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洋绘画的艺术手法，即把西方的水彩、水粉画加以利用和创新，从而成为中国年画史上异军突起的一个新品种。因其印刷精美、题材多样，而又极富有时代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月份牌如今已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藏品。
　　
　　月份牌诞生于清道光年间，盛行于民国一二十年间。迄今发现最早的月份牌画，是清道光二十年香港屈臣氏药房发送的《屈臣氏药房》月份牌。月份牌画发展初期的题材是丰富多样的，从历史掌故，戏曲人物，民间传说，时装仕女，摩登生活无所不包。约从民国元年后，随着中外工商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月份牌的题材反趋势单一化，绝大多数则是时装美女之类，但这种广告形式，反而意想不到赢得了普通市民的钟爱有加而流行上海滩。
　　
　　早期从事月份牌的代表为上海土山湾画馆培养出的画师周慕桥，他所作的月份牌多取材于《三国演义》故事，如《长坂坡》、《华容道》等，当时也深受人们的喜爱。但他采用的画法，多是单线平涂，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擦笔画。奠定擦笔水彩技法，并用时装美女做月份牌的“第一人”是郑曼陀。郑曼陀1914年到上海张园出售仕女图时被上海大商人黄楚九看中，应黄楚九之邀画了一幅《贵妃出浴图》，他在画稿上先用炭精粉揉擦出阴影再敷色，半透明的水彩颜色下面隐约透出炭精画的擦痕，形成细腻柔润的肌肤感和立体效果，使得笔下的人物生动传神，他也因此而声名鹊起。月份牌画史上，最具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杭樨英。他仔细观察上海滩时髦女性的发式、体态、衣着，又从电影、国外画报中汲取营养，终于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上海美女形象：时髦艳丽，修长丰腴，略带洋味，画作之美，影响之大，史所罕见。
　　
　　尽管月份牌画是由洋商从国外带来的广告发展而变异形成的，但在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上海，最终被改造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广告形式，加之采用从国外引进的彩色石印技术，印刷的月份牌画真实感强，色彩鲜艳，精致美观，别具一格，其视觉效果和经济效益大大超过传统木版年画，并将其取而代之。
　　
　　从1843年第一幅月份牌的面世，到新中国建立初期，长达一百多年的岁月里，月份牌以它包罗万象的内容，融绘画、书法、工艺于一体的艺术方式，给后人留下了以香港、上海、广州等为代表的大都市生活缩影的形象化史料，吸引了许多收藏家纷纷解囊，甚至连郑逸梅、鲁迅那样的大家也热衷收藏月份牌画。它已不完全是一种广告画。而是融入了文化氛围并相对独立存在的艺术品，因此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民国期间曾风行一时的月份牌，绝大多数没能留传下来，今日目所能及的有的要么品相较差，有的要么残缺不全，有的要么虫眼满布，真正值得收藏的品种全世界也不足1000种，数量超不过6000张，而这6000张月份牌还分为海外和国内两大收藏群体。其中80%以上月份牌中的精品、妙品、神品皆被海外收藏群体所珍藏。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珍藏着溥仪、黎元洪、孙中山等“政治明星”的月份牌画稿，并被该馆列为一级馆藏文物。
　　
　　国内收藏月份牌的风气形成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在，月份牌的价格呈日渐上扬的趋势，只要品相七成以上的，售价均在数千元以上。月份牌走俏的同时，赝品也日益猖獗。
　　
　　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早期的精品月份牌画稿早已价值不菲。1996年在纽约佳士德藏品拍卖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00余幅广告招贴画参加竞拍，其中一张民国二十一年的《上海快车》，起拍价底达1。6万美元。近年，《沪景开彩图》拍至12万港元；周慕桥的一张月份牌以3。3万元落槌；金梅生的《柳塘绮红》拍卖成交价3。3万元，另一幅《戏水》拍至1。9万元；杭樨英的《彩楼配》被人以4。18万元收入囊中。
　　

中新网（记者 袁凤梅）纽约摄影国际艺术中心馆长克里斯托福·菲利普感到惊讶：“我去参观北京一位著名画家的画室，艺术家不在那里，但我看到了一堆半成品的画作，一群看上去来自乡下的年轻女人正在往上面抹颜色。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今天中国艺术家创造力的贫困，但愿不是对汉语文化走向衰败的警示！
　　
　　在用黑白炭精画技法所创作的画面上，一个核心家庭的三个成员，以其雪亮的、无个性的目光顽强地凝视着我们。父母表情严肃呆板，身着中山装；孩子表情紧张而不知所措，傻乎乎地微微张着小嘴，一幅假熟而非早熟的面孔。一根象征血缘纽带的细红线，把三人连接在一起。孩子头像的灰黄色，分别以两小色块烙在父母灰色的脸上，其面对观众的右眼周围是父母的灰白色面部色块。两者形成一种艺术色彩图式的张力。这种张力，同时也体现在作品的意义或观念方面：至少，艺术家企图借助色彩图式的差异，呼唤人性的差异性与异质性。儿童在这件名为《血缘大家庭一》（1995年布面油画）中，象征着艺术家内心的一种希望渴求。他和父母一代人的同质性人格面貌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艺术图式的张力与艺术观念的张力，在我看来正是张晓刚的作品最初被当代批评界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他在主题关怀方面，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血亲伦理论题；他在图式关怀方面，敏感地把握到现代人因为生活的沉重而产生的对色彩单纯性的审美需要，在画面上层次分明地使用灰色、黑色、红色、白色。至于其中暖色调的使用，似乎给人一种未来一代前途光明的感觉。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家庭”系列里，其表现的小孩都属于另类，其目光、神情和父母之间的差异性，艺术家的希望之观念昭然若揭。张晓刚从1993年开始形成自己的语言特征，在四川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经验”画展》中，“他以中国生活中常见的家庭合影或个人登记照作为素材，画了一大批木然、死寂而又俊俏、标致的人像。其形象是中性且无个性的。从衣着、发式、佩饰等均可见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痕迹。”（王林语）这个时代，同时对于今天的西方人也是最为着迷的时期。难怪一位欧洲收藏家两年前以211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张晓刚1994年的架上油画《大家族三同志》。
　　
　　但是，直到2005年的《父亲和女儿》，张晓刚继续创作父女俩人的上半身头像油画，十年前寻求的艺术图式与艺术意义的张力不再，沿用他习惯的灰、黑色以及象征血缘关系的细红线，再加上他们右脸庞两块红色的印痕。此间，他还将“大家庭”进行分解，将其局部的个别的头像分解表达，创作过大量只有《姐弟俩》（1999）、《失忆与记忆》（2002）、中年男子《大头像》（2006B）之类完全在观念上无新意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看见作品在技法上的简单延续。这种在把艺术技艺推向极致后的自我重复现象，大量存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界不少一流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家创造力的枯竭？当然，它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判断上的难题：什么是艺术极致书写的标准？
　　
　　就此问题，我曾经向另一位艺术家叶永青先生提及：“你十多年来只创作了一件线描大写意作品——《小鸟》。”“因为收藏家需要。”叶永青如此回答。但是，如果艺术家只为收藏家创作，那么，如何看待艺术的创造性与艺术家的主体性问题呢？诚然，在西方像安迪·沃霍尔这样的波谱艺术家，也不断在市场上投放编有版本号的丝网印刷品。但是，对于真正的收藏家而言，基本上不会去买版本在10号以后的作品；但是，版画毕竟不同于油画。艺术复制虽然以艺术创造为起点，即任何艺术家只能复制自己实验出来的原初艺术图式，不过，复制不等于艺术，这即使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机械复制时代也不例外，艺术家更不能为了自己欲望的贪婪满足、雇佣民工展开流水线式的复制作业。对此，纽约摄影国际艺术中心馆长克里斯托福·菲利普感到惊讶：“我去参观北京一位著名画家的画室，艺术家不在那里，但我看到了一堆半成品的画作，一群看上去来自乡下的年轻女人正在往上面抹颜色。我感到了一丝不安。”
　　
　　今天中国艺术家创造力的贫困，但愿不是对汉语文化走向衰败的警示！
　　

　　
　　汕头特区晚报讯（记者 黄泽群）
　　
　　日前，汕头文化馆举办了一场画展，画展上，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山水、动物、人像画让到场的观众连连赞叹。而更让人感到佩服的是，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一位94岁的老人之手。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老人对绘画的热爱却丝毫不减。
　　
　　百岁老翁作画66载
　　
　　记者近日来到了市区金凤坛东侧的一间小店，一进门就看到玻璃柜台上贴满了不少人像画作和报纸的采访报道，这儿就是此次画展作品的作者——李绍明经营的画像店。李绍明看上去精神矍铄，与记者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位九旬高龄的老伯。据李绍明介绍，他自小热爱美术，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自学的方式钻研画技的，读书时期他的画作就经常受到老师的嘉许。真正开始把绘画当成职业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当时李绍明在永泰路摆摊替人画像，1949年搬到红砖楼（金凤坛）东侧并长驻在此。从最初只是帮人画黑白的炭精画，到最后因应客人的需求再钻研油画，李绍明已经画了66个光阴了。
　　
　　李绍明说，众多画作中他自己最满意的一幅八仙图，是他在2004年的时候，花了20多天的时间创作完成的。图中的八仙各自拿着法宝施展法术，神态表情各异，让人称奇。除此之外，李绍明还替洪妙、姚璇秋等众多潮剧名家画过肖像。
　　
　　凭口述画出人像
　　
　　在采访中，李绍明回忆起了这样一段故事。几年前，有一位从潮阳来的年轻人想拜托李绍明画一幅画像。原来，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幸去世了，生前却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长大之后，他们很想知道父亲的相貌，曾经找过很多画像的人帮忙，但都无功而返。后来，年轻人听说李绍明的人物画画得很好，于是慕名赶到金凤坛这儿想碰碰运气。年轻人提供了跟父亲长得比较相像的弟弟和叔父的照片让李绍明作为参考，再根据其他亲戚的描述进行了修改。李绍明凭着联想力把画像完成后，年轻人将画拿回潮阳给左邻右舍看，结果邻居们都一致觉得画得非常相像。
　　

　　
　　三晋都市报（记者 冯迪）
　　
　　他，生于五台，长于兴县。现年67岁。
　　
　　他没受过一天艺术专业系统培训，步入花甲时却成了一位书画家。
　　
　　他的“艺术人生”，令人联想到木匠画家齐白石的大器晚成。他的67年，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回顾和品味一幅大时代下小县城中，拥有大梦想的小人物，交织着无奈与奋斗的真实画卷。
　　
　　一
　　
　　1944年，他出生了。生下来就没奶吃，是姥姥用玉米面糊糊喂大的。
　　
　　如果一定追溯他的艺术启蒙，该是小学的美术课吧。那个年代的小学生何其幸福——语数两门主课外几乎天天都有音体美课，美术老师奢侈地有两位：一位刘老师主教画画，另一位裴老师主教手工。刘老师画什么都像，裴老师那双巧手，能用小木棍粘出精美的房子，用泥捏出栩栩如生的葫芦、鸡鸭……孩子们都入迷，而他更入迷。他比别的孩子画得更好、捏得更像。一下课，他总会缠着两位老师，他们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他画狗画树，画同学玩耍，借来小人书描着画……帮大人烧火做饭，他常常一边捧本连环画看，风箱拉着拉着，锅里的汤溢了，要不就是火熄了，惹来母亲一顿责打。
　　
　　但若说当个画家，他是想也没想过。他不知道画家啥样儿，也没见过画家的画啥样儿。那时候的兴县县城，惟一的美术作品，也许就是年画和窗花吧。他只是爱画，想画，见什么画什么。仅此而已。
　　
　　二
　　
　　上初中后，“大跃进”开始了。功课似有似无，他对画画的渴求却深了一步。偶然见到太原一家美术院校函授炭精画的招生简章，他寄去学费，得到寄来的一本教材和一盒炭精。照着教材，他开始学和练。不想，成就了他人生的第一项事业。
　　
　　简单说，炭精肖像就是借助专用的放大尺等简单工具，严格按照比例绘制肖像。照着一张1寸见方的照片，可以将画像放大许多倍而仍完全肖似——半个世纪前，拍照还算是件奢侈的事，并且因为技术原因，即使照相馆放大的照片也没有这样画成的清晰。他的这门手艺非常吃香。初中毕业的他在街头摆个地摊，给人“放相”，一张赚5元，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三个5元。当时做教师的父亲月工资不过30元。
　　
　　那时候，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进趟城照张相并不容易。他赶集赶会走乡串村，给人画像放相。村民总会围过来看，一边发出艳羡的啧啧声。凭一盒炭精，一个小马扎，他走南闯北，画到了省外。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他已在全县颇有名气。
　　
　　这份名气传到了县文化馆。馆里找到他，希望他参与“社、村、家”三史展览的绘制布展工作。这也许是最早的面向农村的文化宣传工作。每月45元的工资，远逊于自己放相的收入，但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单位愿用他就高兴极了，不去想什么报酬与前途。和馆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一起，每天画画弄图片，至今他不知人家的来处与背景，只是埋头工作，只有“怎么画更好”的借鉴与交流。
　　
　　但这份工作总有说不出的不自由。每天按时上下班，画的全是展览教材的规定内容，那种沉闷，令他天性中的某种渴望窒息。
　　
　　直到有一天，山西大学一批学生到兴县来采风，街上，道边，到处有他们架着画架写生的身影。这批服装与神情都迥异的外来青年，以及他们笔下他从未见识过的线条与色彩，都令他兴奋、惊叹和向往。原来这个样儿才是画画！
　　
　　他痴痴地站在人家身边看人家画。人家不理会，他也不开口，就那么痴痴地看。一站一看就是一天。
　　
　　三
　　
　　时光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开始了。他的爷爷曾在国民党军中任师长，他家被划成“反动军阀地主”。这样的出身……但彼时的兴县还是安静的。他不过是随着许多人一起，从县里下到农村去插队。体质单薄的他种不了地。一年后他回家来补习功课，预备考高中。上了高中，他的梦是接着考大学，考美院。从太原来的那些写生青年早就走了，但他们刻在他脑子里。他想做和他们一样的人。
　　
　　北京有他一位亲姑姑。姑姑、姑父都是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教授。1966年春天，他头一次进北京，住在姑姑家预备考中央美院。姑姑告诉他：“不要听你爸的话早早结婚，安心考大学才有前途。”
　　
　　姑姑一家住了差不多半层小楼。那种木地板的高级小楼。有什么需要给学校打个电话就有人来办。在姑姑家，他亲身体会了高级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尊重与待遇：知识太重要了！它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境遇。
　　
　　在赴考中央美院的人流中，他分外地感到疏离：别人都背着画夹，只有他没有。他从来就没有过画夹。他真想有一个画夹！他向姑姑提出要一个画夹。“你要考上了就给你买。”
　　
　　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画夹。不久在天安门广场，他亲眼目睹了以前只在报纸上见过的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等人弯着腰被批斗。没有人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回到兴县，他接到了中央美院专业课通过的通知书。但“文化大革命”接着就开始了。
　　
　　学自然是上不成了。他也就结了婚。23岁的小伙子得养家。好在，他总是凭着灵活的头脑和闯劲儿把日子过得不错。他做过油漆工，印过红旗，在玻璃上刻画毛泽东像。他自己手工印的红袖章，一角钱一个供不应求，市场太好了。后来外地机印的袖章涌入兴县，不掉色，更抢手。腊月二十八他连夜赶到原平，给工厂的师傅塞了些钱将技术学到了手，回来接着稳定自己的市场。当时一包牡丹烟要5角钱，“县委书记也抽不起”。而他一买就是一大箱。
　　
　　批斗风终于刮到了兴县。安静的小县城日渐沸腾。他全家被游街。第二天他出逃了，最远逃到陕西。漂流凄惶的日子挨过了三四年。这中间他又多了谋生的本事：画炕围画儿和炕上铺的油布——用生桐油在白布上刷透了，再画上大红大绿的花朵。他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油布厂。
　　
　　那些岁月何谈画画？但只要能关起门来无事，他还是会悄悄拿起笔，画盆花，画萝卜白菜，画酣睡着的家人的脚……他专注地观察田间地头的一只喜鹊，一只麻雀，一棵开满花的桃树……油布上那热烈的色彩，那个灰暗年代中惟一合情合理合法的热烈的色彩，似乎为日后他专攻工笔花鸟埋下了伏笔。
　　
　　四
　　
　　1972年，他回兴县后当过建筑工、电工。在每个单位都因为能画几笔、字写得好而颇受看重。过年人们都央他写春联儿。这也助长了他个性中的不驯：不管走到哪儿，得我想干啥才干啥。不能受制于人。不久，脑筋灵活的他调入县食品公司当采购员。采购员能四处出差，这给了他天大的学习机会。那个年代能坐上飞机的人少之又少，他却坐过6次。当时太原飞北京机票28元。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他钻到家里，平心静气画了一个月，画成一幅“报春图”，这是喜鹊在杏花枝上欢啼的工笔花鸟画。他揣着自己颇为得意的处女作，到太原找到山西美术出版社，希望能将这幅报春图制成年画。出版社领导带着他找到一位美术专家，鼓励指点一番，送给他不少国画资料书籍，鼓励他回家继续精进。他则不死心，转而再去《晋阳文艺》杂志社，这幅画于是成为《晋阳文艺》那期期刊的封面。
　　
　　1979年，命运转了一个弯儿。谁能说清命运转弯儿会带来什么呢？这年夏天，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在兴县落户的北京人。有感于他的热心帮忙与勃勃才气与求学渴望，对方介绍他去北京找自己的父亲：知名学者黄肃秋。黄先生曾与侯宝林同关一处牛棚。看过他的画，由黄先生引荐，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带着他拜见了常任侠（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他带着常任侠的引荐信，再辗转拜会了花鸟画大师田世光、俞致贞……
　　
　　辗转找到田世光家已是中午。他怕打扰人家休息，便在门外空着肚子等到下午，在围墙外见到有老者在园中浇花，猜想是画家本人，这才去叩门。一问果然，便呈上自己的画求教。古人程门立雪，他是田门立阳……找到俞致贞门下，年过花甲的俞老正在案上埋头画画，停笔谦和地指点并亲自示范……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傅抱石遗作展时，他一眼认出参观者中有吴作人，连忙上前展开自己随身携带的《报春图》请大师指点。吴老严肃看过，只说了一句话：“回去写字去。”
　　
　　大师的点拨令35岁的他铭心刻骨。就这一句话，他回去放下画笔，开始潜心练字，一写就是30年。同时大量写生。从1979年到1990年间，他每天最少写一大幅字。其后每天写一幅字练习一幅画，习作积了两大平车。调入县政府后他没有了生存压力，更其静心沉于书画。将办公桌围起来，别人在圈外跳舞打牌，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写字。他的字已颇受好评有了身价，本人也已成为山西省书协会员，但他不足。他的梦仍是画。但他仍始终不敢也不能正式作画。“回去写字去。”这话始终在耳边萦绕。
　　
　　2003年的某一天，他突然觉得可以画了，在自己那张不足1平方米的画桌上，他提笔便画。一笔下去，满觉自由，豁然开朗。二十多年写生，花怎么开，叶怎么长，他已了然于胸。从此随心所欲。他追求飞动、性灵。
　　
　　五
　　
　　他一向如此：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想，揣着理想和画作就去敲他认为该敲的门，或求教，或求助，头昂得高，却也听得进批评认得清现实。2003年，他带着自己的画再闯省城，此时距首次前来示画已时隔24年了。
　　
　　此次一闯闯到了晋宝斋。晋宝斋作价每幅底价200元，他心里不服气：自己30年的打磨不止这个价。但还是将画留下：这个阵地必须打开守住。此后，晋宝斋给他的画每年升价一格，到2010年，底价变为每幅1000元。
　　
　　以花甲之年，他又一次开始了闯荡书画商业市场的孤独奔波，能屈能伸，不退不缩。如今他是山西美协会员，也是全国数家书画院的签约画师。
　　
　　少年时的书画梦，老来才得圆。而他觉得不够，还不够。他还要充电，还要燃烧。
　　
　　现在他从《古文观止》开始，每天抄录一篇，写完就塞进炉子里烧了火。
　　
　　他来太原印自己的画册，住在陋巷中的简陋旅馆，每晚10元。在这旅馆里他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梦。“握管弄墨，诚之余中，行之余外；黑白世界，点线布白，有心而无心，有为而无为。追踪艺海数十年，不外乐问好学，学而时习。余于传统，不敢言创新，只求超越。然仅止于此，又孤陋寡闻，只恐贻笑大方。”他甘愿无怨无悔，无终无果地梦下去。
　　
　　王玉堂，这个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被他在作品中改为了钰棠：玉不琢不成器，是为“钰”；堂有木而葱笼，是为“棠”。
　　

聊城晚报（记者 梁营营）
　　
　　在古城区内，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旧房屋，一张床、两张黑色长桌，屋内被塞得满满当当，这就是李金铎的画室，也是他的家。
　　
　　画室里挂满了李金铎创作的画像，齐白石、李叔同（别名：弘一法师）、吴昌硕……那种黑色留白的半身照，更像一种老照片，散发着一种久远的气息。
　　
　　然而，随着摄影技术和电脑绘画的普及，画像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民间画像人封笔。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去学这种费时又费工的画法。
　　
　　随着岁月的流逝，李金铎成了民间画像这种老技艺的孤独坚守者、城市里最后的画像人。
　　
　　生计：靠画像养家糊口
　　
　　李金铎，今年出生在东昌府区郑家镇，自幼喜欢画画。
　　
　　“那时候没有专门画画用的工具，我就从厨房的锅底下捡烧黑的小木块在墙上画，心里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李金铎说，那时候家里的牛、羊、鸡都是他模仿的对象，没有老师指导照样画得挺像。家里人看到他的“作品”都很惊讶，说他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画家。
　　
　　1960年，李金铎初中毕业考入一所中专学校，本打算读完中专早日参加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但时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乡遭受严重水灾，学校被迫解散，他就回家务了农。后来，为了有一技之长养家糊口，他专门向道口铺李培端学习炭精画像。
　　
　　“那时候家里农活忙，画像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很少有时间去请教老师。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时间去拜访老师，带着自己画的作品，让老师指点一下。”李金铎说，学成之后，1981年冬天，他来到光岳楼东开了一个画像摊，靠画像来养家糊口。
　　
　　兴衰：上世纪曾经繁华如今很少有人光顾
　　
　　在李金铎的画室里，记者还看到了他上个世纪80年代画的玻璃画。“那时候玻璃画特别流行，谁家结婚都喜欢在玻璃或镜子上画画。后来，有人听说我画画手艺不错，就专门找来让我给他们画玻璃画。”李金铎说。但没过几年，玻璃画便不流行了，他便把精力都放在炭精画像上。
　　
　　“先是用铅笔轻轻勾勒出人物的轮廓，再用自制的毛笔蘸取炭精粉来描绘明暗层次、质感。”李金铎介绍，画像是一个细活，人的面部轮廓画不准就不像，要掌握好五官的比例，之后还要手工一遍遍上色。要把一个人的面貌形神兼备地画出来，往往要花费一到两天的时间。
　　
　　提到现在的生意，李金铎告诉记者，现在上门来画像的人很少，单纯地靠画像养家糊口已经不可能了，目前他主要靠接一些手工雕刻的活来维持生计。
　　
　　坚守：画像作为一种艺术应该传承下去
　　
　　虽然炭精画像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淘汰，但李金铎认为，作为一项传统的工艺，画像有它存在的优势。
　　
　　比如保存时间。一般的照片保存十多年就会变样、失色，而炭精画像保存一二百年也如初画成时一样。现在，李金铎接的画单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修补照片”。老人去世了，当初拍的照片越来越变形，有人就会把已经去世的老人的照片拿给李金铎，让李金铎看着照片再画一张更加清晰、原生态的画像。李金铎说，让他修补再画的照片都有残缺，有的角没了，有的中间掉了一块，有的照片上的人像比例失调，但经过他重新画像后，画像会非常完整。为去世的人修成完美的画像，是对生者的安慰。每画成一幅，李金铎都会很欣慰。
　　
　　据李金铎讲，从事画像这一行业40多年来，他先后收了10多个徒弟，但最终学成的只有两人。
　　
　　“画像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画画的技法，如果失传了会很可惜。”李金铎说。
　　

琼海网讯（记者 杨亚辉）碳粉画也叫碳精画，也是民间流传至今的艺术，它的特点是黑白分明，层次丰富，质感强烈，不褪色，能够长时间保存既可复原又可放大。
　　
　　目前活跃在琼海市的碳粉画艺人有三四人。来自琼海万泉镇的陈绍三就是这样的一位民间艺人，他从1995年就在琼海加详街为人做碳粉画。他说自己最擅长的是画碳粉人像，画得最好的是几位伟人的碳粉人像画。
　　
　　十多年来，他已为几千人画过像。每幅画像的收费为100-200元人民币，但有时一天都接不到一幅画。他的作品构图严谨，层次清晰，笔法传神。记者好奇地问他师从何人，他回答：“是自学的”。
　　
　　人们每次路过加详街时都会看到他神态肃然地作画，不经意间为琼海的街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南方都市报讯（记者 黎明）在厚街镇新兴路，一栋建筑外墙上挂着一个特别显眼的炭画，画面上是栩栩如生的孙中山像，上面还留有联络电话。这就是炭画师傅杜国光的“招牌”。他在厚街画炭像为生已有28年。恐怕耽误年轻人的前程，他从不收徒弟。
　　
　　炭像可百年不褪色
　　
　　杜师傅介绍，炭画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只需炭粉、铅笔、毛扫等普通工具，就能栩栩如生地展现事物，真实感可与照片媲美。除了常见的黑白色，炭画还能画成彩色的。“要画出照片般的真实感是急不来的。”杜师傅说，要在照片上比划，根据比例，在纸上勾勒出人像轮廓，最后用炭粉涂抹。炭粉涂抹是最重要一步，也是最讲究耐性的一步，画中的光影明暗效果完全要靠炭粉多少来表现。作画十分费神，一幅画要一两天才能完成。
　　
　　“如果不受潮，不被虫蛀，炭画可以保存100多年不褪色，一般的照片十几二十年就泛黄了。”杜师傅说，因为炭画有保存时间长、立体感强、色调层次分明、细腻逼真等优点，曾很受群众尤其是老年人的喜爱。
　　
　　10岁起自学炭画
　　
　　杜师傅说，他与炭画结缘已有50多年了。他自幼喜欢绘画，10岁起，村里有老师傅画画，他就在旁边看；帮家里干完农活后，找来图片或人物肖像临摹，慢慢掌握了炭画技巧。1980年，杜师傅来到了厚街，以画炭像为生。每天，他带上一盒画具、几张白纸、几幅炭像样板，到各村落的市场、街道摆摊画像，画真人，画相片，或到市民家中去画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早出晚归。“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可以解决温饱问题。”杜师傅回忆，当年每幅画只收两三块钱，最高的也是五块钱。
　　
　　杜师傅介绍，以前在厚街有好几个同行，在鼎盛时期还有不少外来画师不时“捞过界”来揽活。随着一些造诣较高的本地画师去世，其他人转行，现在“常驻”厚街的画师也许只剩下杜师傅一人。
　　
　　有时半月都无生意
　　
　　“十年前还每天有人光顾，现在生意很不稳定，有时一两个星期才画上一幅。一张炭画收入在150-300元，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很辛苦。”杜国光说，年青一代喜欢用数码相机，不喜欢黑白分明的“古老”效果。大多数顾客还是老年人，他们拿来的多是自己年轻或结婚时的照片，或在清明、重阳前后拿来先人的照片求炭画。但与以前相比，这样的顾客越来越少了。
　　
　　杜师傅说，有些青年来找他拜师学艺，但他从不收徒弟。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浮躁，容易半途而废，加上炭画面临淘汰，他恐怕耽误年轻人的前程。就连自己的儿子孙子，杜师傅都没把手艺传给他们。“以前有很多机会干别的，但就是放不下炭画。”杜师傅平淡地说，他只能坚持下去，直到无法动笔。
　　

海南特区报讯（记者 马俊虎）路过美兰区博爱北路路口的人大概都能看到，一堵破柱墙上挂着几幅二尺见方的黑白人物照片。走近一看，原来不是照片而是几幅炭画。转到柱墙背后，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坐着一名中年男子，皮肤黝黑，体态偏胖，穿着一件白色背心，一手拿支炭笔，一手拿个放大镜，两眼仔细地在一张老照片上上下扫描。这个中年男子就是街头画像师老李。外面墙上挂的那几幅逼真的画像就是出自老李之手。
　　
　　老李今年55岁，在老街上画像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以前老李并不是专门画像的，最早他是在一家工厂上班，后来企业效益不好，老李就下岗了。原本就喜欢绘画的老李干脆拜一位退休的中学美术老师，专门学习炭画艺术。老李说，学会画炭画比较容易，但是想要画好却很难。他就是在不断地实践中摸索，边看边画，就画得比较好了。
　　
　　老李说画像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人画活，神似形似。要做到神似，不仅仅眼神非常重要，面部肌肉，轮廓和阴影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脸上的皱纹也得惟妙惟肖才行。老李的手又粗又大，但是在画纸上却是灵活异常，这涂涂那抹抹，一个老人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纸上。
　　
　　老李工作的时候严肃而又活泼，路过老李画摊的人都要回头看一眼，老李时而皱眉头，时而面露微笑，完全沉浸在工作的乐趣中，挥舞手中的画笔，嘴里哼着刘欢的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丝毫不受路人的影响。老李画像和天桥上那些素描的画像可不一样，老李画一幅像最少也要一天的时间，有些像甚至要画上好几天才能完成，一个月最多也就画十几张。
　　
　　有人称赞老李画得好，老李很谦虚，笑着说：“画得不好，水平一般啦！”现在，有很多人选择电脑画像，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炭画，因为照片放久了颜色就得褪了，但是老李的炭画像，如果不受潮不被虫蛀，保存一百多年也不会坏。
　　

广州日报（记者 黄蓉芳）“这张是孙中山……这张是齐白石，他的每一根须发，都是我利用碳粉"留白"和"镂空"的技法"画"出来的……”一个雨骤如注的秋日午后，一个老人，站在广州珠光路仓前直街街口的绿色雨棚下，把一张张画像举在脸前，一一指认。
　　
　　老人叫邓根国，今年65岁，是个10岁即入行的炭相画师。
　　
　　神奇炭相：久不褪色的“照片”
　　
　　邓根国说，炭画跟其他画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工具：炭精粉。用炭精粉作画，保存时间长，“放100年都不会褪色”。而炭相，最注重对人物的临摹，力求与照片一模一样，可以说是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完美结合。
　　
　　邓根国坚持要把自己的炭相跟街头画像区别开来。他说，街头画像只能叫写生，而且是用线条表现的，而炭相是用色块表现的，精雕细琢，费时更多。邓根国说，他画一张12吋的炭相，需要八九个小时。而画一张1。2米的全身相更是需要几天时间。
　　
　　炭相世家：父亲画脸他绘衣
　　
　　邓根国关于炭相最华丽的记忆，是他10岁时父亲在沙河开的一间炭相店。“那时沙河驻有部队。部队里许多军官是外省人，他们都喜欢画炭相寄回家。”因为生意兴隆，小小的邓根国便和父亲“流水作业”。父亲画难度高的头部和脸部，他画衣服。
　　
　　跟当时的摄影技术相比，炭相永不褪色的承诺，令年轻的军官和军官太太们青睐有加。军官们拿着头戴风雪绒帽、肩上有军衔的照片，让邓根国的父亲画下来，寄给远方的亲人；爱美的军官太太们也纷纷前来，甚至还希望画师把自己画得更美些。邓根国和父亲于是就给她们的照片加一些彩色，尽管彩色相对容易褪色。
　　
　　辉煌年代：客从国外来求画
　　
　　邓根国曾在高第街对面的巷口有一个自己的店铺。那是1963年的事情。“当时每个月画炭相收入至少有30元。而当年广州的一级技工也就只有30元一个月呢！”
　　
　　1982年，邓根国在珠光路仓前直街街口重新画起了炭相，一画就是27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画炭画的最多。除了广州本地人，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还有在美加、欧洲、日本的华侨，都经常有人来找我画。那时候，我基本上会一天画两幅。”
　　
　　日渐沉寂：月赚百元喝早茶
　　
　　邓根国说，他给相熟的老街坊都是最优惠的价格：8吋100元；12吋130元；14吋150元，画12吋的客人最多。
　　
　　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邓根国的炭相摊位前逐年冷落起来。“以前我是每天画两幅，现在我是一个月画两幅。”尽管客人少了，但邓根国仍然每天在茶楼喝了茶后，都会回来坚守他的摊位。“每个月赚个两三百元，正好够我每天喝茶，这样也不错。”他乐呵呵地笑着。
　　

玉林日报讯（记者 刘春丽）马良用神笔画来犁耙、耕牛、水车，让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家住玉林黄屋园的宁毓侃宁大爷，手中也有这样一支神笔，画出了钱和大米，画出了生存的道路。一支画笔撑起一个家，他就是靠着廉价的炭画养活了患精神分裂症的前妻、做小本经营的妻子和尚未成年的女儿。
　　
　　自学成才学炭相
　　
　　67年前，宁大爷出生在福绵管理区成均镇古城村，家中有田有地，父亲是当时的副村长兼私塾先生。由于历史的原因，文革时期宁家已是穷困潦倒。宁大爷从小就喜欢画画，17岁开始潜心练习炭相，竟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画得一手好炭相。
　　
　　上世纪80年代实行承包所有制，周围的人纷纷做起了生意。宁大爷除了家中几分薄田和手中的一支炭笔，身无长物。1981年，宁大爷开始画炭相为生。每天，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带上一合画具、几张白纸、几幅炭相样板，到玉林各乡镇的街道、村落摆摊画相，画真人，画相片，或到家中去画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早出晚归。“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可以解决温饱问题，比砍柴好。”宁大爷对当年画画很有感触，“没想到，画画也可以谋生。”
　　
　　进美术学校进行专业的学习是宁大爷尤久以来的愿望。1985年，玉林成立实用美术学校，45岁的宁大爷报名参加了学习国画、水彩课程。班上的年轻人都认出他是街上摆摊的老宁，取笑他都一把年纪了还来凑热闹。宁大爷笑着说，艺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嘛。在美术学校，宁大爷得到了许多名家的指导，不但学习了国画等其他课程，炭画技术也更上一层楼。
　　
　　1987年，宁大爷来到玉林城区内环西路的街道，摆起了固定的摊子。内环西路街道上有不少画炭相的人，但宁大爷的生意是最好的，不少慕名而来的人都称赞，宁大爷的炭相最有灵气，特别是眼睛部位有点睛之笔神来之韵的感觉。
　　
　　一支画笔闯生活
　　
　　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宁大爷终于也结婚了。此时已是1989年，宁大爷已经49岁。妻子是樟木镇一个姓谢的女子。结婚几个月后，宁大爷才得知谢某原来是个寡妇，一年前和老公骑自行车去外家的路上发生车祸，老公死了，她也因撞伤头部得了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间歇性发病，平时跟常人没什么区别，发起病来就乱扔东西。宁大爷自知没有能力照顾她，就到法院要求解除婚约，法院判定的结果是“离婚不离家”，谢某仍由宁大爷照顾。毕竟夫妻一场，宁大爷认命了，白天出去画画晚上回来照顾她，身心疲惫却无怨无悔。画相本来就是小本经营，现在又要治妻子的病，生活入不敷出。谢某没有生育能力，1990年宁大爷在街是抱了个女婴，生活更是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但宁大爷却没有被贫穷打倒，咬紧牙关节衣缩食，靠一支画笔养活了两个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人。
　　
　　1994年，谢某病情突然加重，不吃不喝还十分暴躁，把家里的东西乱砸乱扔，然后离家出走。宁大爷心境索然：“由她去吧，我已经没有能力再照顾她了。”然而，每次谢某蓬头垢面回来，宁大爷又都会认真的为她梳洗，喂她吃饭。
　　
　　回顾人生感慨多
　　
　　1998年，宁大爷认识了在街上摆摊卖眼镜等小玩意的李某，并和她结了婚。李某也是小本经营，按照宁大爷说的，“连她自己也养不活”。家里又多了个吃饭的人，收入只有宁大爷手中的一支炭笔。宁大爷就像一头驴子，炭笔就是石磨，宁大爷绕着石磨没日没夜的旋转。从1981年至今，宁大爷平均每年做画200幅，用掉多少画笔他也记不清了。
　　
　　“画画本来只是我的爱好，没想到现在却成了谋生的工具。”画了大半辈子的炭相，画技炉火纯青的宁大爷，此时对炭相的感情却很复杂。
　　
　　渐渐长大的女儿是宁大爷的所有希望。采访中，每当提及女儿，宁大爷的眼中就绽放出光芒。回顾自己一生，宁大爷感慨地说：以前自己成份不好，误了这一生；现在社会宽容了，女儿这一代人只要刻苦努力，未来就充满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