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鲁陆）
　　
　　“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吟咏五代张泌这首《江城子》时，广州老城区大新路又忙开了。
　　
　　珍奇多聚大新街
　　
　　一位姓田的外省籍少妇乘辆面包车，目光向路两旁搜索，来广州１０年了，她才第一次到这条大新路，一眼瞥见一家“瓷相店”，欣喜地叫停了车子。
　　
　　拿出父母各一张遗照，她向店主说，希望清明前把“合照”的瓷相赶出来。其实，父亲去世已十多年，母亲才走３个月，一生没有合照过。这回，想做四套瓷相让亲属保留。交了６００元之后她终于满意地离去了，广州同事的介绍没有错。
　　
　　制作瓷相已有八九十年历史的大新路长１１０６米，明朝时称山茶巷，专售山货茶叶，后越来越旺，商铺鳞次栉比，招牌光怪陆离。当时流传一个故事：何巩道、叶符甥舅俩为比记性，来到大新街打赌“记诵各铺招牌名号，自街口至街尾，默识背写”，不相上下，舅舅突出奇招，居然把各店门联也背诵如流，于是胜出（何大佐《揽屑》）。当年大新街之兴旺可见一斑。清代之后，这儿渐渐集中象牙雕刻、珠宝玉器、乐器狮鼓等行业，“珍奇多聚大新街，翡翠明珠次第排”（清·《广州杂咏》），顺便插一句，当年朱光市长多次来到这里察看象牙制品，甚至考虑找一只特大象牙，刻一个２９层的象牙球送给毛主席，但后来没有找到而作罢。
　　
　　到民初，一种流传至今的新行当出现了——画瓷相。
　　
　　画一张炭相二百两银子
　　
　　瓷相是把人像（照片）画（复印）在瓷片上烧制而成的，有不褪色、不变质的效果，人们爱把先人遗照制成瓷相以便永久纪念。虽然其中工艺并不复杂，却与西洋画技法的炭相传入广州有关。
　　
　　据老画家吴子复回忆，辛亥革命之前，广州没有人画西洋画，西风东渐之后，尤其是一批在日本的留学生回广州后，办起一些美术培训班、美术学校之后，才“给了广州人以一种西洋画的正确的姿容”。一部分人开起“写真馆”，主要画炭粉肖像，称为“写实画家”，其实靠一把放大尺，从照片把人的尊容轮廓放在纸上，然后一手拿放大镜对照片，一手拿蘸着炭粉的毛笔在画纸上涂光暗，画出来真有那么回事，比传统国画的人像逼真，可谓令人耳目一新，但那时是高级消费品，动辄一二百两银子。后来，人们不满足黑白两色，又按水彩画月份牌的办法，用中国传统笔墨加色添彩画肖像，但那种“画家”没学过人体解剖，画起那些花枝招展的病态美人，既没有立体感，更谈不上生气，有如平板的剪纸。
　　
　　尽管如此，这种行业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对于上了年纪的人。
　　
　　自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之后，摄影术传到沿海城市，１８４６年香港有了摄影店，随后传入广州。辛亥革命之前，士大夫们是不愿照相的，传说“影相机”是洋人“收魂摄魄”的怪匣，一旦被摄，会“失魂落魄”，一命呜呼。也有人认为，照相机底板上的人的映像头朝下脚朝天，照一回相倒楣一次，因此对摄影说“不”。相当一个时期，仍是钟情于画像，有人贪图虚荣，穿上官袍请画工画全身像挂在堂中炫耀，光绪时特别流行。据说西关乞王陈起凤亦如此炮制过，以至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真的入了仕途。而那些来不及画相的人咽了气之后，家人请画师来，揭开殓布着着实实看几眼，把脸上特征牢记于心，回去慢慢细描，遂成“喜神”。当时画活人称之为“小照”，画死人称之为“影像”（后来照相馆把两者结合成“照像馆”）。
　　
　　当炭相兴起后，怕照相的观念奇特地得以改变，尤其老人。人老之后，有钱人即朝衣朝冠，摄出袍褂整齐如见大宾，手里拿半启折扇的半身相悬挂室内，留作身后放在出殡队伍中的“真亭”（专门放死者照片的“纸亭”），丧事办完则放在家中“神位”，代替“神主牌”。而另一些人先拍张小照片，去世后家人会把遗照请人绘成大张的炭相用作办丧事。
　　
　　画炭相这行从艺术角度来说，多属于工匠所为，故地位不高。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开办“西洋画展”，先在今北京南太平沙筹备处设立送展作品审查处，其中规定，凡炭相一律剔除，结果把一位官太太得罪了。她在闲得无聊时“精心炮制”的“画作”被扫地出门，气愤难平，于是带了两个士兵到筹备处对评审喊打喊杀，大有“拉人封屋”之势。幸而这次美展的头头由省长杨永泰兼任，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
　　
　　上不了大堂，生意还是要做，广州一批画炭相的流动画师手提画夹，放几张“范本”，走街串巷兜生意，讲妥价钱，把顾客照片带回炭相行，画好后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广州生活过的许多名人，康有为、张之洞都在西关画过炭相。然而，炭相毕竟画在纸上，日久褪色，也经不起风吹雨打，更怕蟑螂老鼠，瓷相不可避免地诞生了。
　　
　　景德镇师傅来了
　　
　　大新路为何瓷相行能独树一帜，父子相传、至今还在大新路开店的年近花甲的朱肇煌师傅介绍，这与一批早年到广州的江西人有关。这一说法也得到原大新路瓷相店“莫与京画室”的老板、年近古稀的莫师傅的证实。莫师傅父亲早年在十八甫经营瓷器店，请了景德镇的技工前来自绘自烧。原来，康熙时景德镇陶瓷艺人杨快、曹琨率先来广州，当时广州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杨曹二人成了近代广州瓷绘业的“祖师”，后来更引来大批江西师傅。广彩业每年农历八月初四还举行“师傅诞”纪念他们，这一习俗解放后才中止。江西师傅所在瓷器上描龙绘凤的手工娴熟，进而得知他们亦能绘人物肖像。聪明的广州人利用他们的技艺，自己出资开起瓷相店。当时大新街手工艺产品商铺集中，客人终日川流不息，于是一家、两家、三家……相继建起了十多家，成为大新街一景。１９３２年，市政当局扩建马路，大新街变成大新路。随着摄影普及，干脆把照片直接印在瓷碟上烧，那工艺并不复杂：在瓷片上涂上重铬酸铵（或钾）作感光剂，其余工序与晒相无异，但它多了一道“烧制”，家备电热烤箱，加热至摄氏８００度以上，视瓷片多少，长者烘４—５小时，短者二三十分钟，然后让其自然冷却，永不褪色的瓷相就做好了。
　　
　　每年清明前后、春节前后，瓷相店生意特别兴旺。春节前后多人办喜事，旧俗中男女双方进入“文定”、“大礼”时，男方要把聘礼放在祖宗神位之前，迎亲中还有系列“谒祖”程式，为求吉利，一些人家会把家中神位整饰一新———取下神主牌换上瓷相。办丧事设灵堂，更离不开瓷相，家中中堂方案前搭屏门，左右各有一名纸扎的“笑口童子”，一持“西方接引”、一持“极乐世界”的素幡，正中就是死者遗像，于是，孝子贤孙披麻戴孝，在先人面前磕头作揖。
　　
　　大新路在民国时期几十年，逐步浮现出几家出名的瓷相店———“肖像”、“英明”、“莫与京画室”、“唯妙”、“美的”。抗战前，国画大师黄幻吾、黄幻鸟兄弟在大新路开办“幻吾画社”招收学生，可见大新路画相风气之盛。解放后，公私合营，瓷相店一度归入市服务局管理。广州几家大的殡仪馆———“别有天”，“粤光”以及后来合并成的广州殡仪馆等均与瓷相店挂钩，作为服务项目之一，要画遗像的，殡仪馆与瓷相店接洽，于是，有了专门的业务渠道。朱师傅记得，接画古大存同志的遗像，他加倍精心，画了两三天，而平常画一张有一天就可以了。莫师傅说，银河公墓的瓷像画过多少，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瓷相沉浮见风云
　　
　　当然，零散炭相瓷相生意常年都有，为展示实力，每间店一定在门口陈列本店作品。解放前，除画些美女外，也画当朝武将做招牌，全副戎装，肩佩丝穗，满胸勋章，以表现骁勇之威武。据莫先生回忆，解放后情况有了改变，武将少画了，多是画艺术明星肖像，白燕、夏梦、赵丹、白杨等，还有那张由广东籍的新华社记者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更作为“经典之作”，丝丝皱纹，缕缕胡须清晰可辨，成为每家炭瓷相店必挂的作品。到６０年代前期，受了外来摄影作品的影响，开始有人画外国摄影名作，如月色下斑驳的树影，穿着雨衣穿行雨中，那隐约的水影，变幻的光斑，非常能显示绘者把握光线的技巧。莫先生记得这样一件事，有次店门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通过陪同的翻译得知是驻穗的外交人员，对几张外国题材的炭相爱不释手，立意购下。莫先生为难了，这些“招牌货”工夫多几倍，只能作为陈列，若按其本来价值必贵几倍，会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无奈只好婉拒。没想到老外不罢休，拿出相机将炭相一张一张拍下，才满足地离去。从６０年代中期起，社会革命气氛逐渐升温，三学（大庆、大寨、解放军）运动如火如荼，瓷相店的陈列又“与时共进”，换成雷锋、向秀丽等英雄人物。当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汹涌而来时，大新路也掀起了波澜，莫说玉器象牙雕那么多花鸟鱼虫，“才子佳人”，炭相瓷相更是乌七八糟，穿西装的“媚外”，戴瓜皮帽的是“黄世仁”，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先生还记得，那天来了一班红卫兵冲入店门，不由分说见瓷相就大发“造反派的脾气”，一时间，乒乒乓乓，呕心沥血一件件作品全变成一地白碎花，连最得意的那张穿着大元帅服的孙中山先生像亦难幸免，真令他欲哭无泪。而莫师傅却耍了一点“花招”，红卫兵到店门时眼傻了，展览台上一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连雷锋、向秀丽也暂时收起了。下不了手，红卫兵也不善甘休，逐张炭相、瓷相审看，在小将们的“金睛火眼”审视下，终于发现了“重大问题”———原来一张“毛泽东写毛笔字”的炭相的一角中，竟然多了一个莫先生自己的署名，罪该万死！于是立即封铺，贴满了大字报……终于，大新路炭相店土崩瓦解了，所有小店全部被勒令集中成立“大新联合画相店”，下放街道劳动服务公司管理。
　　
　　十年浩劫，一场恶梦。当我们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后，情况发生大变化，再无人干涉画这画那了，红白喜事，循例随俗，生活的自由度加大，炭相、瓷相生意不但趋于正常，应用范围还有所发展。台山附城镇一位旅美的老华侨，走不动了，寄回乡一大笔钱建学校，镇里为表彰他的功迹，特地来省城大新路为他制了一幅１２英寸的瓷相挂在学校供师生瞻仰，这类事情在侨乡并不少见。
　　
　　然而，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显得十分稀罕的照相，如今大大改观了，相机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上膜、过塑等长久保存相片的技术日臻完善，所以，画炭相、制瓷相这一行业不可避免地式微了。大新路如今只剩三两间维持着，老字号“肖像”瓷相店也随起大流，改作卖鞋了。象牙雕刻店因保护野生动物，失去象牙资源，更是后继无人。瓷相这行业会不会被淘汰呢？朱先生笑了笑，我也承认生意会越来越难做，但它不会消失，如今长寿路、文昌路、人民路等，零零星星还都分布着。因为人们还有需要，如立墓碑还只有镶嵌瓷相，才经得起日晒雨淋，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