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上海闸北区文化馆馆长周国成介绍，我得以拜识了“稚英画室”的传人——杭鸣时先生。杭鸣时承传父亲杭稚英的衣钵而又推动了粉画艺术的发展，成为当今画坛上的粉画巨子。踏进杭鸣时家，一块大匾“金粉世界”跃入眼帘。杭鸣时说：“此乃苏州书家卫东晨先生九十五岁时所写。”我不经意地说：“如写成‘金粉世家’则更好了。”杭鸣时说：“你说对了，卫先生了解了我的家世之后，在他百岁之时又欣然为我写了‘金粉世家’。”
　　杭稚英系中国月份牌画种的开创者之一。1921年，杭稚英首幅月份牌作品《闲游春阁》在沪面世，那端庄美丽、秀外慧中而又充满自信的女性美一下子吸引了社会大众，他也一举成名。1922年，杭稚英成立了“稚英画室”，事业日趋发达，画风也日臻成熟，求购其作品的客户络绎不绝，出版商也纷纷邀稿。鼎盛时期，一年竟创作了80张月份牌画。当时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炳麟先生得知其名，便录李太白“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诗一首赠之。
　　1937年，正当杭稚英事业走上巅峰之时，日寇占领了上海。日军为了宣传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要杭稚英为他们画美人图。杭鸣时回忆说：“那时我虽小，却还记得一日本军官将20根‘大黄鱼’（十两一根的金条）放在桌上，诱逼父亲与他们合作，我父亲以有病不能提笔画画为由予以拒之。日本军官放话‘你既不能画画，以后在市面上也不希望看到你的作品’，说着便扬长而去。”靠稿费收入的杭稚英一下陷入了困境，四十来口人的大家庭怎么生活？无奈之下，他只得东拼西凑靠借债度日。家人只得靠吃面疙瘩、山芋过日子。其实，杭稚英的骨气在上海是早出了名的，记得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60岁寿，他的弟子来找杭稚英，要他在景德镇瓷盘上绘制黄金荣的肖像。杭稚英坚辞不肯，但他深知自己这一举动得罪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了避灾，他只身逃往苏州，避了好一阵子风头。
　　8年的艰难，终于熬出了头，杭稚英盼来了抗战胜利，“稚英画室”重新开了张。他日夜拼搏，经2年的苦干，终于把8年来欠下的债还清，而他也因劳累过度而积劳成疾，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1947年，杭稚英在家养病时画下了他最后一幅尚未印刷的遗作《霸王别姬》。原作长74厘米，宽54厘米，它几乎浓缩了月份牌画作中西合璧的艺术精华，也浓缩了杭稚英一生追求艺术的心血。作品取材于杨小楼、梅兰芳合演的《霸王别姬》，整个画面一气呵成，色彩饱满鲜明，人物布景和谐协调。画面上霸王焦躁不安之神态表露无遗，而虞姬却文静柔美镇定自若，手捧项羽盔甲与霸王作别。杭稚英用擦笔水彩画法描绘了英雄与美女的姿态，而对项羽的头发、胡须以及铠甲则用了中国工笔画的技法。同样，虞姬的凤凰头饰、其手捧的头盔和衣裙上的万福刺绣图案都用了极其细腻的丝毛技法。至于背景如方砖、龙椅、地毯、龙柱、围幕皆丝丝入微，景景逼真。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创新，大胆用喷笔调整，让项羽衣褶和背景的宫廷环境得到自然过渡，画面虚实有致，主次分明。杭鸣时回忆说：“父亲画完这幅画后已精疲力尽，不久突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仅46周岁。”
　　杭鸣时知道，这是父亲的绝笔，也是杭家的传家宝，故倍加珍惜。不料，“文革”来临，杭鸣时被抄了家，红卫兵把这幅画当做“四旧”抄了去，好在造反派中有几个学生知道此画是老师的珍爱，过了几个月，他们偷着将画还给了杭鸣时。1973年，“四人帮”在全国掀起批黑画的高潮，有人告密说杭鸣时家藏《霸王别姬》黑画，学校个别人以杭鸣时又要“蠢蠢欲动”为由打了小报告给省领导。谁料，省领导来检查时未作表态走了，此事也就草草收场，原画归还。直到1981年，杭稚英的《霸王别姬》应邀在中央美术学院展出，才得以重见天日。
　　据悉“稚英画室”已作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向有关方面提出了申报，希望能申遗成功。

海宁政协编的《装潢艺术家杭穉英》买了三四年才买到，因为只是本印了一千册的内部资料，薄薄的110页，费去123元。一晚上读完远没有渴可解，所辑录的文章材料平平。最有趣的还是那个老段子。说是作为商业画家的杭穉英参加一美术界宴会，席间讨论色彩问题，杭穉英不禁参加讨论，一专画鱼的画家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你也配谈色彩”，让正在拿汤匙挽汤的杭穉英一时僵在那里。
　　这段子是杭穉英的儿子杭鸣时讲的，道出了那时商业画家的尴尬处境。

已然是长兴老街的人民路上，一位名叫孙功安的画像店在这里已经开了20多年。从他的擦笔画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古典的文化，与发展迅速的照相技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擦笔画似乎离我们这个城市越来越远，与孙功安一同坚持的同行已寥寥无几。近日，记者再次来到这家画像店，与孙功安面对面地交流、采访。

“当时，自己经营画像店也是为了有工作，混口饭吃吃罢了。就像很多人从事木匠、泥匠工作一样，只不过，我从事的行业有点特殊罢了。”据了解，孙功安曾上杭州美校拜师学艺，到上海某画苑打工画广告。1990年，孙功安产生了办个画像店的念头，并在家学习擦笔画，3个月后掌握了擦笔画的基本技巧，并在人民路上摆起了画像摊。就这样，孙功安的擦笔画生涯从街头摆摊开始了。
    　“当时，接到第一单生意就赚到了35元。”孙功安一直兴奋了好几天，因为当时这个价让他很满足，普通老百姓打一天的小工才收取8~10元的工钱。
    　“擦笔画又称 ‘软笔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技法之一，难度就在笔锋上，没有一定的绘画功底和基础是很难画好的。”孙功安说，以前学过素描，这为他画擦笔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形与结构的把握上很到位。
    　“解放前，画像店多得是，如今在茫茫的大城市中很难找到一家像样的。”孙功安告诉记者，如今照相技术飞速发展，照相馆遍地开花，数码相机也走进千家万户，这对擦笔画的冲击很大，因此这门技艺也就渐行渐远了。
    　原本，孙功安以为自己的画像店会和其他的同行遭受一样的命运，但让孙功安想不到的是，他的生意并未受到影响，反而有些人愿意出高价钱让他画像。他的顾客群遍及长兴各地，甚至广德、江苏等周边地区也有人来请他画像。
    　为何先进的照相技术未能影响他的生意？孙功安给出了记者这样的解释：首先，有些老照片没法翻拍，用照相技术处理不了，像这些情况大多数人会求助画像店；其次，有些人认为画像挂在家里比较上档次，就像艺术品一样。

这段时间，南京博物院民国馆在举行老月份牌广告画展。画作者包括郑曼陀、徐咏青、杭穉英等名家，题材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吉祥图案等，也包括当时的城市新生活。画面上有传统古典美女，更有在苏州园林打高尔夫这样的摩登女子，月份牌画家究竟为什么会这么画，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很让人好奇。

谁是月份牌画家代表人物？ 人称“梅兰芳”的杭穉英

　　“侯老师对我们特别好!”
　　10月13日到临朐县蒋峪镇慧敏小学采访时,该校二年级学生侯继奎抢着对记者说。
　　“怎么个好法呢?”
　　“像妈妈一样。”侯学奎想了想说。
　　记者见到了侯学忠这位“像妈妈一样”的男老师。他中等个子,一脸憨厚的笑容。这位备受孩子们喜欢的独臂老师,自19岁开始教学,如今已在讲台上站了整整35年。
　　提升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教孩子
　　1979年夏侯学忠高中毕业时,适逢蒋峪镇侯家峪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退休,侯学忠便从他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侯学忠幼年时因意外事故失去了左臂,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一手拿课本,一手在黑板上写字。但如果一边板书一边回头看课本必然会影响讲课效率,他便提前将课本内容记熟,只拿一把尺子、一盒粉笔上讲台,讲课行云流水,效果出奇得好,学生们非常崇拜他。侯学忠刚到侯家峪小学时,全校共有一、二、三年级42名学生,他是该校唯一的一名老师,一周课时多达40节。虽然时间紧张,他仍然十分注意学习。他教的虽然是低年级学生,但却经常翻阅、学习初高中课程。他说:“提升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教孩子,只有掌握了更加丰富完备的知识,才能教出好学生。”
　　除了教好基本的语文、数学课程,侯学忠还经常指导孩子们绘画,这方面的“本领”也是他后来自学来的。为了开拓孩子们的视野,侯学忠决定学习绘画知识。1983年,他从书画杂志上找到一则擦笔画招生信息,急忙写信报了名,却被200多元的学费难住了,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十几元。为节省费用,侯学忠只订了擦笔画教材,自己用毛笔、棉花和海绵等材料制成擦笔刷使用。绘画时,他先用铅笔勾出浅浅轮廓,再用自制的擦笔刷轻轻涂抹,勤奋的练习让他不到一年时间就能画出惟妙惟肖的擦笔画。
　　被人需要也是一种幸福
　　2000年,侯家峪小学与慧敏爱心小学合并,侯学忠转为一名公办教师。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没有美术、书法、音乐等专业专职教师,侯学忠主动请缨担任艺术教师。他找来自己会唱的《东方红》、《歌唱祖国》等歌曲,一首首地分解简谱,自学音符和节奏,再对照学习新歌教给学生。校长王金志说:“像侯老师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竭尽所能的老师,既是学校的财富,也是学生们的福分。”他专门为侯学忠定制了画架、购买了雕塑用泥。去年,侯学忠安上了义肢。“现在方便多了,上课可以用手摁着纸,对照着给学生们示范了……”侯学忠充满了感激。
　　在侯家峪小学教学时,侯学忠既是校长,又是老师,还是学校的“敲钟人”。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赶到学校,打扫教室、办公室,等一切收拾妥当便站在校门口接学生。当时侯家峪小学条件简陋,没有现成的桌凳,侯学忠便和泥垒成垛子,再架上凹凸不平的长条木板当桌面。冬天,教室里没有取暖炉,他爬上爬下用一块块碎砖将窗户封严。为让学生喝上热水,他一人去水井里打水给学生烧水喝,这样危险的活他从不让学生帮忙。他用一根绳子一头拴住水桶,一头缠在自己的右臂上,用脚踩住绳子,拿右臂当辘轳缠上一圈又一圈地往上提水,有时还得借助牙咬住绳子。每提上一桶水,他的胳膊往往会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侯学忠平时上课任务重,白天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只能利用晚上批改学生作业。过去村里没通电,本着“作业不过天”的信条,侯学忠就点着煤油灯批改作业,每天都到深夜,鼻窝、眼窝全落满了烟灰。侯家峪村的村民感叹道:“侯老师的煤油灯是我们村里的“长明灯”。看到侯老师的灯亮着,我们心里就暖烘烘的。”
　　即便是这样,侯学忠却不觉得累。他常说:“大家需要我,说明我活得有价值。被人需要也是一种幸福!”
　　每个学生都是心头的宝
　　在慧敏小学,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下课时,学生们围着侯学忠有说有笑；上课时,学生们抢着举手回答侯学忠提出的问题。他和学生们的关系,既亲密又和谐。“家长把孩子交给咱,咱就得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他们,每个孩子都是我心头的一块宝。”侯学忠对记者说。
　　10岁的王永杰生性好动,经常不吃午饭,下午饿了就吃零食。侯学忠怕他营养跟不上,每天靠着督促他吃好午饭。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侯学忠不仅是老师,也是“妈妈”。二年级学生王立燕家里经济困难,父亲在外打工,妈妈瘫痪在床。有一次,班里收101元钱的课本费,只有她一个人没有交上来,如果让她回家拿的话,这个女孩恐怕就不会来上学了,侯学忠默默地替她把钱垫上。1984年,当时上四年级的郎咸国因心脏病住院,自身家境困难的侯学忠硬是借了100元钱塞给郎咸国。郎咸国出院时落下了三四个月的课程,侯学忠每晚去给他补课,直至他跟上新课。像这样的事情,30多年来侯学忠不知做过多少。他帮学生买文具、垫付的资料费更是不计其数。侯学忠淡淡地说:“这些钱,自己还能勉强承受,也是当老师应该做的。只要学生们有出息,能为国家做点事,比什么都让我开心!”

炭相源于清朝，在中国民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顾名思义，即是用画笔沾着炭粉一笔一笔勾画出个人形象的一种艺术形式。传统手绘的炭相不反光，质感细腻，在不受潮、没虫蛀的情况下，可保存100年不褪色。正因为这个特点，在近代广府地区，炭相主要用于保存故人的音容笑貌，成为后世追忆亲人的精神归属。早些年的广州大新路曾是炭相瓷相一条街，但今天只剩寥寥少数还在继续经营，其中六旬老艺人朱肇荣的“美的”相馆就是其中之一。
　　手绘炭相完美再现故人容颜
　　在各种五金店和布料店林立的广州大新路，朱肇荣师傅的“美的”相馆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处外间仅4平方米的铺面摆放着各式炭相和瓷相，以黑白两色为主，在周围的纷繁色彩中显得别有一番沉静。
　　“这些炭相、瓷相都出自我手。”朱肇荣将手绘炭相与数码冲印照片并排悬挂在一起，对两者的优劣娓娓道来：“同样是放在玻璃镜框里，灯光照射下手绘炭相不反光，局部明暗对比分明，立体感强，放100年也不褪色；而现在的数码冲印成本低，速度快，但长时间保存容易变色，照片表面会发蓝。”
　　在采访期间，陆续有顾客带着故人照片上门，有的照片很小，仅仅一寸，朱肇荣问清尺寸要求后，会将照片扫描并放大，打印出来，对照着在炭化纸上进行手绘。“其实说白了就是工笔画法，只不过作画原料是炭精粉。”朱肇荣解释说，如今的美术学院也有工笔课程，但极少有人画工笔人物画，每根头发丝都得一遍遍细细加工。
　　由于炭精粉不像水彩颜料那么好上色，朱肇荣在打好草稿后，需要用毛笔蘸取炭精粉，在纸上一遍遍地刷扫，几十分钟后才缓慢勾勒出人物的大致轮廓。
　　有人想为几十年前的故人晒相，但现存的照片已经泛黄、残缺，这种情况数码冲印很难办到，但如果是手绘炭相就没问题。朱肇荣说：“我可以根据经验，加上咨询顾客，帮忙补上残缺的部分，最终让顾客觉得非常像，满意为止。”同样的，对没有保存故人照片的后代来说，对朱肇荣详细讲述故人的面貌特征，他也可以通过多次修改，完整呈现出顾客想要的模样，这叫“追像”。
　　十五岁就开始独立接单
　　朱肇荣是广州本地人，他的相馆是从父亲手里继承的，算起来已经营了七十多年。老一辈手艺人典型的家庭式传承方式有个好处，即能够在实践经验中千锤百炼。从小到大，朱肇荣没有接受过任何美术训练，全凭观察模仿父亲画画的手艺，再慢慢自己摸索。
　　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些炭相老师傅可以根据旧照片，在纸上打出九宫格，按比例直接下笔画。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晒相技术传入内地，无论顾客拿来的是照片还是胶卷底片，朱肇荣都能直接放大到要求的尺寸，这样对照着画，精确度也能提高不少。
　　“从十五岁开始，我就单独接单了。”朱肇荣坦言，那时候会画炭相是一门手艺，可以养家糊口。自己家的招牌在大新路的几家相馆中还算比较响亮，虽是少年工匠，生意也不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一个月工资大概二三十元，一张炭相卖几毛钱，瓷相会贵一点，卖到一两块钱。
　　改革开放后，瓷相逐渐变得多彩起来，因此消费对象也不再局限，有人愿意为自己制作精美瓷相留念。但总体来看，无论是瓷相还是炭相，定做的人依然越来越少。朱肇荣无奈地说：“现在需求少了，画炭相专用的炭精粉也变难买了。”
　　可惜手艺无人继承
　　朱肇荣回忆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广东乡下地区的客人都会闻名来到省城，找到“美的”相馆，要求制作炭相瓷相。那时乡下祖屋、祠堂数量多，照例需要挂祖先像，潮汕地区的客人喜欢16寸的炭相大照片，还有一些梅县地区，茂名、湛江的客人，也有客人是外出经商，回家探亲时经过广州，想着顺便带一两幅炭相回去的。
　　随着每年清明节到来，朱肇荣的炭相生意会稍微好转，但暂时繁盛的背后掩盖不了行业的落寞。朱肇荣表示，在数码照的冲击下，炭相已日渐式微，如今来做炭画像的人并不多，年轻人更少，主要还是回头客，有时候整整一个月也没几单生意。
　　炭相的实际功能已逐渐减弱，如果将它作为艺术品，能否挽救这种衰颓的局面？朱肇荣表示，起码在广府地区，这个可能性不强。“在广东地区却行不通，本地人几乎都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才会拿着老人生前的照片来做遗像，这种风俗习惯很难改变。”
　　如今，朱肇荣没有再收徒，朱家的手绘炭相手艺面临失传。“有点可惜，但也没办法，传承的事只能顺其自然。现在儿子也在电脑软件方面帮我操作，在保留手绘炭相的同时，尽量减轻工作量。”朱肇荣说。

“画得还能看吧。”说起自己的画，72岁的周强很谦虚，退休后，他便开始上老年大学，长期画大写意花鸟，现如今对于自己未来的创作，他也有了不同的想法，“以前画的都是山水大写意，画了13年，我现在就想画画我们的老石桥。”当得知江淮微公益长期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平台时，老先生连忙表示要捐两幅画作，“画得不好，可也画了13年了，你们义卖应该能捐些钱。”

擦笔画，也叫炭精画，是民国初年起源于上海的民间绘画艺术。它以炭精粉为基本绘画原料，以毛笔和纸卷自制的“擦笔”、 棉签、橡皮等为绘画工具，在纸或瓷板上绘制黑白图画；要是再辅以水彩颜料，就可以画成彩绘了。擦笔画的题材广泛，不仅可以用来绘制人物肖像，而且可以用来画广告招贴画、山水画、花鸟画等。擦笔画起源于民国初年的郑曼陀（1888～1961）。曼陀原名达，字菊如，由原籍安徽歙县的养父抚养成人。早年曾师从一位王姓民间画师学画人像，后到杭州的二我轩照相馆工作，专门从事人像写真。他把中国传统的人物画技法与西洋画、水彩画技法结合起来，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画法——擦笔水彩法。先用灰黑色炭精粉作明暗层次，再加上水彩画的淡彩，所以他画的时装仕女，面部立体感强，色彩淡雅宜人，肌肤细腻柔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画人物画传神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这“阿堵”中。曼陀深谙这个道理，他创作的人物画尤其在点睛上下工夫。他所画的人物，眉目传情，使观画者与画中人的视线接触时，产生“眼睛能跟人跑”的效果，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民国时期最杰出的广告、月份牌画家。

这座一江两岸的城市拥有672375人,生生死死逐日上演。跨江大桥之上散落在地的破旧摩托车,北江边上偶尔被人发现的浮尸,医院内走向生命终点的病人。据统计,清城区2015年死亡3829人,平均每天火化遗体11具,多时接近20具。

画遗像的姐妹:24年画像一万多幅
　　南门街巷子内,挂着写有“画像”二字的炭画,这是谭小琼的档口。谭小琼和她的双胞胎妹妹在此摆摊24年,这些年来,每人每年约画300幅画像,共画像7200幅,两人共画11400多幅,其中遗像占据80%。
　　她们离悲伤很近,重现逝去之人的容颜,留住在世之人的回忆。
　　来画像的多数为老人
　　上个月中旬,一位身材高大、打扮得体、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四川老人来清远参加婚宴,闲逛时看到“画像”的档口,便想着给他的父母画张像。因为老人要赶路,凭着一张年代久远的大合照,姐妹俩合力,花了一天,把两个老人的合照画完。经过几次修改,老人把照片发给身在海南的侄子,确认“神似”后,又让她多画一张,给侄子寄去。
　　父母的形象重现,老人很是感激。末了,还请谭小琼吃饭。这令她印象深刻:这是第一个请她吃饭的顾客。
　　像四川老人一样,为父母“补张照片”的老人不在少数,“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寻求心灵的慰藉。”
　　来让她们画像最多的还是老人。也有老人特意在画像后面加句留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老人感叹,年轻时打拼没有报答父母,只能现在缅怀一下。
　　也有凭借后代模样为亲人画像。中年男人要为抗日烈士的爷爷画相,家中只有他最像爷爷,于是将自己照片作为参考。
　　“有不少老人没有照片,或照片掉色、模糊不清。只能靠他们的孩子描述,或者找到最像他的人照片参考。”潭小琼说,只能从描述中理解,也要多番拼凑、修改。
　　见证那些生与死的故事
　　画像本是谭小琼父亲的爱好,长大后跟随父亲学习,成为姐妹俩的谋生之道。20多年来,帮各种人画像,也留住过一场场生命的记忆。
　　一名70多岁的妇女,拿着老公年轻时的照片,请求画合影。谭小琼便把妇女处理得年轻一些,画中男人画得年长一些。对于要画合影的,谭小琼还是会多嘴提醒一句,“还是建议在生的和过世的分开画再拼在一起,或者再画一张单人照。”
　　画遗像的除了老人,还有意外死亡的小孩子。谭小琼说,最小画过7岁的小孩,这样年轻的孩子有三个。一个是车祸死亡、两个是溺死的,照片多由帮忙处理后事的亲友带来,只有这样身份的人过来,跟谭小琼聊上两句,她才会知道背后的故事。
　　她也极少过问像中之人的事情。“不问死亡,不问缘由,只管画画。”有一些顾客看到画照片流眼泪,遇到一些心情特别沉重的顾客,更是不敢多言。
　　曾经遇到过伤心至极的老妇来给两个儿子画像,谭小琼只开口问了一句“这是你的儿子吗?”老妇便大哭起来。不会安慰人的谭小琼手足无措,幸亏旁人不停安慰,她才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一个尚未结婚,一个儿子6岁,或因病、意外而去世,老人独自一人带着孙子过活。
　　年轻人找“代笔”
　　也有60多岁两夫妻为自己准备遗像,她也不问原因。大多数人提的要求是画得慈祥、包容一些。如果露齿严重的、皱纹多,还会美化修饰一下。遇到赶时间的,两姐妹合力,快的话两个小时就可以完工一幅。
　　除了老人、名人,谭小琼画的还有一些娱乐明星。一些学美术的小男生,想送给自己喜欢的女生,功力不够,就来找到谭小琼“代笔”,还嘱咐“不要画得像遗照哦。”所以她的手机上保存着画过的TFBOY、花千骨的画像,还有年轻小女孩的画像,画完,便给小男生寄过去。
　　虽然现在的影印技术已经很先进,但谭小琼认为,炭画这样的民间艺术更具有艺术感和时代感。她说,炭画最大的优点是长时间不褪色,保管得好越放越好看。“炭画保存时间长,人工操作,比起冲印技术,无论是成像还是保存都更胜一筹。”
　　“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放炭相在家里,一般放在祠堂或旧房子。”因此生意比以前差了些。谭小琼回忆道,八十年代时,南门街不少人作画,形成“三足鼎立”的画面。而如今只剩下她和妹妹在作画了。
　　面对生老病死的众多“人像”,看到年轻人的遗像她也会感到惋惜,谭小琼感悟:人是按一个个算的,并不是按年轻算的,身体健康就最重要。

“通过回顾和欣赏上世纪曾风行一时、于普通百姓家居和大街小巷墙头随处可见的‘张贴美术’——包括商业月份牌海报、年画、宣传画等——来反思我们的社会，回顾我们现代文化一些现象的缘起和由来，并且思考儿童世界背后的时代观念和成年人的价值理念对其的影响。”听上去就很吸引。
　　上午10点，记者叩开王宇清先生的门。
　　王宇清，前媒体人，近现代月份牌广告画、新中国年画和宣传画研究与收藏者。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
　　年画中有胖娃娃，也有清秀宝宝
　　记者：您这个关注点挺独到。
　　王宇清：我实际上意在从儿童的角度谈时代，儿童跟重大事件是有关联的。
　　我的收藏主要是“张贴美术”。这是我提出的概念，就是贴在墙上的年画、月份牌、宣传画、海报这类，每个画种有交集又稍微有点不同，于是总体提出一个词叫“张贴美术”，因为都得张贴嘛。
　　我的藏品从新文化时期始，最早的是1915年（民国四年），太古车糖公司出的一张贺年广告，很漂亮。正好到现在时间跨度是100年。
　　记者：里面有孩子吗？
　　王宇清：有，是随大人游园的儿童。这种其实也算年画了。
　　记者：一般人听“年画”，容易联想到的是杨柳青那些胖娃娃、胖鱼，不知道还有这么清秀的。
　　王宇清：新文化时期的年画主要是两个源头：一个是商业源头，民国时期上海、天津以及东北大城市都有的商业美术，就是“月份牌”；另一个，政治源头，就是从延安那个系来的，由抗战以后根据地那种木版年画发展而来的新年画。这两条脉络到1950年“新年画运动”时就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11月，沈雁冰他们向上面打报告，毛还有周都批了，搞了一个“新年画运动”。运动大概持续了三四年，等于是对美术界一个整编。各种画家、各个画种，无论是油画的、版画的、国画的，一律都画这个年画。
　　记者：那像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什么的，那算漫画了。不在您这个系列里吧？
　　王宇清：三毛不算。张乐平漫画特点比较明显，但他的画我的收藏里也有，新年画运动里他也画《娃娃唱奇迹》，“玉蜀黍三尺七，娃娃把它当马骑”；“做跷跷板的大豆荚，当小船的西瓜皮。”
　　记者：民国丰子恺画里那种儿童，涉及吗？
　　王宇清：丰子恺的漫画都属于小画幅的，做插图什么的。出的集子也是小幅的，而我收藏的是贴在墙上的。
　　记者：大致明白了。
　　王宇清：我是慢慢从收藏当中，发现儿童很有意思。儿童是中国年画中重要的一类题材，它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传统上的“童子”；一个是从佛教，“花生”，就是“莲花儿”。这样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胖娃娃”是其中一个重要品种，各个年画产地都有胖娃娃这种画。
　　记者：一般都寓意一种祝福或祈望吧？
　　王宇清：对。中国人对孩子，一直都有比如“早生贵子”这种祝福的文化传统，这是民间对题材的一种喜好。新年画必须跟民间趣味达成一种结合。
　　民国张贴画中，孩子代表生活美好
　　记者：大家印象里，民国时期月份牌画都是《良友》杂志那种美女。
　　王宇清：我收藏的民国张贴画中，妇女儿童也是一块。比如说女士和童子、母亲和儿女，抱着小孩，或者被一群小孩簇拥这种的。早期它肯定是作为广告出现，形象代言嘛。后来独立出来了，有纯欣赏性、纯装饰性家居的那种。
　　在这种画中，孩子代表生活美好、希望的一面，多用那种比较写实的炭精擦笔画法——用炭精粉先擦出轮廓体积，然后再用水彩罩染、铺色，出来那种柔和、光润的效果，特别适合表现女士和儿童。
　　像这一张，是上海那种比较富足家庭的小孩过元宵节，旁边牌楼上写着“幸福之门”。阳光活泼、运动范儿的小男孩，穿西式的摩登童装，也有穿中山装式的、穿海魂衫的，穿小皮鞋，带宠物小狗。这是民国儿童形象的一个完型，就是民国的理想儿童是这样子的。小孩经常是大人愿望的投射。
　　记者：这种画风到延安怕不太合适了吧?听说那边因为画材所致，大家都改画木刻了。那些画里的儿童会是什么样？儿童团？王二小？
　　王宇清：也有。解放区、根据地那个时期的作品，相关题材有儿童团，还有儿童劳军这种。然后还有娃娃戏——由娃娃来演绎大人政治上这种题材，或者其他一些模拟大人的戏，类似过去京剧里娃娃来演大人那种戏码。
　　记者：这个懂，现在春晚不老有吗？一堆小包公什么的。
　　王宇清：对，类似这样。还有像娃娃做游戏公审蒋介石、打美帝，用娃娃来演绎这种大人题材。这是从木版画那个系统来的，重大题材，政治性的。
　　这种画法到了建国后，就用于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新人，表现的都是生活类的题材，或者说用歌颂新生活的方式来跟新时代结合。
　　记者：都是“歌颂系”？
　　王宇清：也有些“儿童政治学”，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我有一幅画，一群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小孩在搭积木，搭的是一个大楼，还有小孩推着一个小车要开向大楼，它叫《快乐大家庭》。其实这就是大的一个政治——“民族团结”，用娃娃做游戏的方式来表现大的主题。
　　还有一个“儿童经济学”。比如大跃进，儿童画里也有反映。儿童在做游戏，搭的是“跃进门”，搭大烟囱，还有玩具车上搭着一个车那么大的萝卜。这我称之为“儿童经济学”，就是用儿童去对经济上的“成就”进行呼应。
　　这都相当有时代性，它是和时代紧密结合的，时间性非常强，和当时政治的动向、主题，经济的动向、主题，包括社会上一些新的发展，都是紧密联系的。
　　男孩都拿小飞机，那时飞机代表很现代、很科技
　　王宇清：那种纯粹表现儿童生活的也有。像儿童做游戏，捉迷藏、老鹰捉小鸡，那时候的童子戏，都是很好的画，画得很漂亮、祥和、温暖。像
　　这幅，儿童在滑滑梯，这木马真是用木头做的，你看那个时候的摩天轮。
　　记者：那会儿就有摩天轮？
　　王宇清：有啊，这不画就证实了这个事吗？这就会让我们对历史的刻板认识改变。这画的是上海，1953年的版，摩天轮那时候就有了，不过是老摩天轮，人力的。
　　记者：有意思。感觉民国那会儿的年画还比较多对城市生活的表现，新中国就越来越多对农村生活的表现。是不是后来的城市生活比较单一？
　　王宇清：也有。
　　记者：就是工厂什么的吧？
　　王宇清：对。不多。对生活本身的描述少了，都是在工作、在建设。看这幅《新中国儿童乐园》，已经是新中国了，可上面的孩子看着还是好“民国”。这就是画家把月份牌的那种画法带到新中国了，正逐渐地被改造。
　　时代的演进从很多画的细节里能看出来。比如讲座里我要谈到的——“从孩子围着大人转”到“大人围着孩子转”的时代。你看民国这个，三个孩子围着大人；50年代的，一群孩子围着大人，五个孩子，当时一家五个孩子是标配。
　　记者：画里孩子们手里的玩具有意思，男孩都拿小飞机。
　　王宇清：那时候飞机代表很现代、很科技。你看这幅，小男孩拿着飞机，小女孩在打玩具电话，背景有鸽子，当时最有名的顺口溜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是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的写照。
　　这一幅，从题目就直接出来，《和平与幸福》。男孩身上穿着小海魂衫，那时候孩子想当海军，想当解放军，女孩儿呢拿着一个苹果，这是一个平衡。既是画面的平衡，也是意识形态的平衡。苹果是象征和平、平安。
　　那些画里其实都挺有看头。
　　记者：新年画里很少出现小动物，尤其宠物。
　　王宇清：民国时期的经常会有。新中国也有，我收的年画里也有比如玩具啊、小动物啊，但是越往近越没有。
　　记者：出现鸽子也是用来寓意和平的，就像小女孩手中的苹果。而不是作为生活内容存在的。
　　王宇清：也有。只不过还是那个特点，越往近越没有了。
　　50年代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画
　　王宇清：1954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建国五周年，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画。
　　这幅《谁的成绩好》，你看，有画中画，画得相当讲究。这是蒋兆和画的。蒋兆和民国就很有名了，《流民图》就是他画的，而且他有一个弟子现在很有名，范曾。
　　记者：哦，这么大家后来也画这类的画？
　　王宇清：也画。当时就没有画别的画的，唯一画的就是年画，大家用各自方式全在画年画，这就是刚才说到的1950年新年画运动。说新年画意义非凡就在于——从1950年到1953年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里，它这个阶段是“官窑”。有专门的出版社，专门做年画出版。它是专门的一块儿，所有的画家都在画这个，集中了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画家，包括李可染、蒋兆和。之后他们才又各归各的行，比如画油画的回去画油画。其中还包括大量民国过来的画家，比如李慕白，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月份牌画家，画小孩、女士画得特别棒。这幅《慰问最可爱的人》就是他画的。
　　记者：嗯，看这些女孩子的裙子。有人就说现在青春片为什么拍不好看，都穿那种校服能好看才怪。
　　王宇清：是。你看这些好像是比较朴素，但是它有变化，通过裙子有变化。
　　这个是动物保护题材。《不要捉蝌蚪》，也是1953、1954年的画。那时候孩子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我父辈那一代小时候还有儿童自己管理的水电站，在北海，是儿童自己管理的。他们还做实验，搞野外的生物考察。
　　记者：对，那会儿好像什么都有小孩的。哈尔滨还有个儿童铁路。
　　王宇清：对，4公里的，公园绕一圈。
　　这是《我也爱劳动》，孩子穿小工装裤，修小板凳。这是那时候的教育方式，身教。现在是大人不干的事儿让小孩儿干，大人本身违反规则，却让小孩儿去遵守。
　　这张画是1958年的，孩子的玩具是当年的一些建设模型，轮船、坦克。这也是大人对他们的期许，但孩子也爱玩这游戏。孩子不爱玩你也没法让他接受，他是跟你互动的。小孩特别爱模仿大人，为什么这些能上画？就是他们在模仿大人。这些还都是表现儿童生活的。后来这种就没有了。
　　记者：这张开始“打美帝”，一个雪人也要搞成美帝，一群孩子在打这个美帝。
　　王宇清：这时候已经是60年代，政治气氛已经比较浓了。雷锋出现了，1963年毛主席给雷锋题词。解放军越来越成为儿童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离战争时代还不远，而且周围也是“列强环伺”，跟印度还打过一场战争，所以和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
　　这张是70年代的。不是赖宁，这会儿还没有赖宁呢。这讲的是阶级斗争、抓特务。这是《牢记阶级仇，永远干革命》，也是70年代，从这个服装，还有红小兵的臂标可以看出来。红小兵是70年代的。70年代初是戴这个标的。后来这标没有了，就只有红领巾了。
　　记者：画面越来越满，里面的孩子看上去越来越丑。
　　王宇清：首先这时候的年画，很多已经不再是美术大家来画了，越来越多一般画师的作品。
　　另外画面为什么满？早期很多画都有比较写实的场景。到60年代，很多场景就取消了，或者场景更多只是做一个环境；再之后70年代的，就算有场景，也变得更加概念化。比如说一幅画里边，它有很多不同季节的，甚至是不同时空，它给集中在一幅画里。
　　写实，是客观的一种呈现，相对来说更尊重现实。而一个更加政治化的东西，与它对应的就是权力在重新安排。为什么50年代写实更多？那个时候还尊重很多客观的、传统的或者说现实的东西，到“文革”的时候这种东西更为意识形态化，意在通过一些观念去组合，进行支配，重新安排。这是不一样的。
　　记者：所以，画里面是孩子，但其实真的应该大人们都来看一看。
　　王宇清：嗯。这是我提供的一个角度。

1、毛笔：

毛笔就用大楷羊毫。根据炭精画作画特点，大楷羊毫在使用前要加工。加工方法是：用合成胶水（文化用品），先将笔毛根部表面薄薄涂糊一层，等胶水干后，再按此法重复加涂三次，目的是把笔毛根部箍紧，使其不易散开。

涂胶应按毛笔编序留出长短不同的笔锋：1号留出0.4厘米；2号留出0.7厘米；3号留出1厘米；4号留出1.3厘米；5号留出1.6厘米。待胶水完全干后，还要将5号笔的笔尖用清水泡开并晒干，才能使用。

从拧开炭精粉瓶开始吧！自瓶内倒出少许炭精粉在白瓷碟内，不用研，无须水，无需油，就是干粉末儿，蘸笔的同时就研开了。

每次用笔时，蘸点炭精粉在画纸上，试擦一遍；掌握深浅浓度。擦每一笔都须特别耐心，过了就黑，不到位就出不来立体感。

擦炭精粉应遵循从左至右的原则。先擦人物的眼睛。因为眼睛传神，能够控制住整体。如果稍用笔擦过了，眼内高光用橡皮点擦几下。用稍细的笔蘸炭精粉在这些部位，一点一点揉擦。之后将鼻、嘴定型，不可细描。 其次擦头发，顺势擦下去，发髻、鬓角、颧骨、耳朵、腮、下颏……人脸的轮廓显现出来。此间不停变换笔、笔触、蘸炭精粉，注意调整擦过部位粗细、深浅、明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