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痴迷于中国炭精画？炭精画爱好者，遍布在国内各地及海外，几近痴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中国炭精画之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都有广泛的爱好者，也有专门从事炭精画创作的，乃至一辈子从事炭精画制作。中国炭精画，正在走进千家万户！

初来上海，人生地不熟的郑曼陀决定到社会名流经常走动的“张园”去试试运气。他在张园挂起四幅用擦笔水彩画成的时装美女画，等待着好运的降临。说来也巧，上海有名的善于经营的大商人黄楚九某一天正好路过，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发现这些美女形象如果能用于商业广告之中，必然会为推销产品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他将郑曼陀的四幅美女画悉数买下，用来为他的中法大药房做广告，果然，一时引起的极大的轰动，人们对这种擦笔水彩营造出的细腻人像和轻薄质地表现出极高的热情。1914年，他采用此法创作了第一幅月份牌画《晚妆图》，成为擦笔水彩画法“月份牌”的开端之作，1915年， 应黄楚九邀请，郑曼陀画了《贵妃出浴图》，这是“月份牌”中最早出现的裸体画(据说他听人劝告，以后不再绘裸体画)。

什么是油烟？顾名思义是油类未完全燃烧所产生的黑色物质，主要成分是碳，可以用来制墨、油墨、炭粉等。油烟偏暖。如何提取油烟呢？方法如下：用桐油点灯，两边放上砖石，上面用碗盖住，使油烟直接熏着碗底，待碗底的油烟熏出来厚厚的一层，就可以取下用排笔弄细成粉，炭粉做成了。除了桐油以外，菜籽油、蓖麻油、煤油也可。

一支笔、一张纸，面对模特坐定，揣摩、勾勒……一张栩栩如生的画像就跃然纸上，这样的情景想必你一定不会陌生。在莱山区大郝家村，有位名叫郝立功的村民 ，他曾是一位画像人，与一般画像人不同的是，他画像的“模特”是一张张黑白老照片 ，工具则是毛笔和炭粉 。从没学习过专业美术知识的他 ，靠着纯粹的喜欢，画出了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炭粉画像，成为了村里远近闻名的画像人。4月16日，记者在大郝家村见到了这位已经77岁的老人和他几十年前所画如照片般的炭粉画像，让人称奇。

：）学习对象
　　年龄在8岁以上的炭精画爱好者，学过一年以上绘画，地区不限。
　　：）入班条件
　　业余时间充足，勤奋爱学。
　　：）教学内容
　　炭精画基础入门、擦色技法及美感、榴花线描练习、财富猫绘制与素材组合技巧、中国炭精画过稿与创作、作品装框、传统文化常识指导。

我始终记得父亲临终前的样子。
　　那是下午4点多的光景，放学回家，家里已经乱作一团。
　　父亲躺在床上，脸朝床里，好像睡得很沉，还打着呼噜。我躲在母亲身后，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懵懂无知。
　　屋子里还站着父亲的三个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西医。三个人压低声音，和母亲、祖父叮嘱些什么。我还是听见了这一句，“要是大小便失禁了，那便是情况不好了。”
　　父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老老少少，一共有40几个人。
　　当晚，他就去世了，死于脑溢血，一个字都没留给我们。
　　第二天，上海的报纸都登出文章，报道父亲的死讯。有一家报纸做的标题是，《杭稚英身后萧条》。
　　杭稚英，我的父亲，解放前上海滩最著名的月份牌画家之一，那年才47岁，正是英年。
　　13岁考上了商务印书馆。在绘画这件事上，祖师爷赏饭吃，父亲是有灵性和天赋的。
　　西方人认为“13”不吉利，13却是父亲的幸运数字。
　　父亲生于1901年，海宁盐官人，从小聪慧过人，上海话讲起来，脑子邪气(非常)活络。
　　祖父很开明，没送他去读私塾，而是上了“达材学校”，不光念四书五经，也读些数理化。要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祖父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
　　祖父杭卓英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厂长的中文秘书，一表人才，蓄小胡子，每天出门遛马，遛着遛着，兴致一上来，居然可以站到马背上去。他的古文功底一流，书法很不错，还组建过诗社。写了很多好诗，可惜都被年幼的小弟弟折纸飞机掼光了。
　　商务印书馆要招练习生，相当于现在的实习生，祖父想到了儿子杭稚英。
　　当时父亲13岁。
　　商务印书馆设有裱画部——那时，祖父已经离开海宁，举家住在上海了，父亲放学回来，总是直奔裱画部，那时他已经对画画这件事入迷了。
　　一回家，他就把刚才看到的画面凭记忆临摹下来，临摹得像模像样。祖父颇为得意。
　　祖父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推荐了这个13岁的孩子，很顺利。父亲不到弱冠之年，就成了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的实习生。
　　父亲进了图画部当学徒，有三个老师，一个德国老师，一个教中国画的老师，叫何逸梅，还有一个教西画的老师。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但用来印刷的铅字，是德国人创造发明的，德文字，形状特别花哨，邪气有装饰性。德国老师主要教设计，他的课，父亲获益匪浅，父亲日后成为一个出色的月份牌画家，或者说成为中国平面、装潢设计的第一代领军人物，最初的启蒙，就来自这个德国教师。
　　三年学徒，父亲的表现出类拔萃，那是祖师爷赏饭给他吃。
　　父亲才思敏捷，服务期的第二年，就出版了单幅的月份牌广告。那年他才18岁。
　　按照商务印书馆的规矩，实习生三年期满，成绩优秀，就把你派到门市部去服务四年。父亲到了门市部，一下子就接触到大量的客户。
　　当时，商务印书馆承接的印刷量已经很大，都是类似香烟广告、电池广告的印刷业务。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国外来的广告很多。父亲对新鲜的东西特别敏感。有一次，来了个客户，将信将疑，要这个小伙子当场画出“白象牌”电池。
　　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
　　父亲平时就有积累，对他来说，这是小菜一碟的事。
　　“白象牌”电池是个很老的牌子，商标是一只胖胖的小象，像一个顽皮的婴儿。这个商标一直沿用到今天。画稿交出去的时候，客户眼睛一亮，据说父亲不但惟妙惟肖地画出了这头小象，还把象鼻子画得卷曲上翘，神态很淘气。
　　对父亲来说，这不仅是一张画稿，还是他做成的第一笔业务——那个客户决定把“白象牌”电池的广告印刷交给商务印书馆了。
　　当时，包装广告作为上海滩涌现的一个新兴的行业，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并不十分明确。他们往往对产品没什么成熟的构想，全靠实习生当场绘出图样草稿。
　　父亲才思敏捷，出手快，又善于揣摩客户的心态，为商务印书馆争取到大量客户。
　　服务期的第二年，他就出版了单幅的月份牌广告。那年他才18岁。
　　四年后，父亲决定离开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
　　月份牌前辈画家郑曼陀有秘不示人的技艺，父亲靠敏锐的洞察力，成功“偷艺”。
　　父亲很重情义，办起自己的“工作室”后，只是单纯地替人画画稿，挣稿费。遇到印刷环节，依旧把大量业务介绍到商务印书馆。
　　当时，大多数画家都运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方式绘制月份牌广告，笔触细腻，但缺少活力。
　　而著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却另有一绝。他能把人的皮肤画得跟真的一样，雪白粉嫩，吹弹得破。
　　郑曼陀在杭州的照相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有人去世了，家人就拿着死者的相片，去照相馆找画师，把死者的照片按比例放大，做成遗像。
　　坊间有这么种说法，说郑曼陀是“画死人”出名的，可能就是夸赞他这种出色的技法。他的上色技术是非常厉害的，自成一家。
　　但郑曼陀先生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连茶房送水，他都很谨慎，会停笔不画。很多人想偷拳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父亲也曾多次登门求教，郑曼陀对父亲很客气，但每每说到要害处，郑先生就“顾左右而言他”了。
　　郑师母也十分配合，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画画的工具，一样都不会落下。
　　但是，百密终有一疏。
　　终于有一次，在郑曼陀家的茶几上，放着一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细密的粉末，发出幽暗的紫光。父亲眼尖，偷偷留意了一下，发现是炭精粉。
　　炭精粉那时候是照相馆用来修版用的，上海话叫“擦铅照”。父亲不动声色，回家后，拿炭精粉试验了好几次，终于，那种逼真的效果出现了。
　　原来，郑先生的“秘密武器”就是它。
　　父亲把自己的新作品拿给郑曼陀过目，郑曼陀脸色微微一变，但依旧很沉得住气。他拿着父亲的画，和夫人一起走进里面的房间，半天才出来，用苏州话淡淡地对父亲说，“倷(你)画得不错，蛮好，蛮好。”再没多说什么。
　　炭精粉究竟起到了什么有如神助的作用？这神秘的紫光，保证了擦笔画打好的画稿色调偏冷，再罩上水彩画颜色，冷暖相宜，画面不脏、不暗，效果奇好。
　　月份牌上的美女服饰，几乎成了当时上海名媛佳丽的流行风向标。外乡女人也效仿。
　　艺术家都期望自己的作品，在问世的那一瞬间，能吸引住人们的眼睛。用上海话说，叫做“弹眼落睛”。
　　父亲时刻在动脑筋，让中国的月份牌画看上去有更出色的视觉效果。
　　他去看电影，当时全部是无声电影，就是默片，只有“华纳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电影是彩色的，非常生动，在父亲看来，就有一种“弹眼落睛”的冲击力。
　　他就天天往电影院跑，看美国动画电影的色彩运用。
　　他还从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四川绵竹的灶王爷画中学习用色的方法，敢于用那种很鲜艳的染料。
　　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那种桃红柳绿的染料，显然是绵薄的中国宣纸所承载不动的，父亲又折腾开了，开始托人去国外买进口的印刷纸。
　　画室的运作越来越完善，杭稚英的名声愈发响亮了。
　　画室的房子是租来的，在山西路海宁路口，一套三进的天井房子，原来据说是前清一个官员的大宅，后来由几个资本家联合买下来，变成江浙皖丝茧公会。三进中国式院落，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很气派。
　　房子的结构很奇特，一半西式，一半中式。父亲租了那里四分之三的房子，一共有40个房间，家里有七八个佣人，还有专门的“梳头姨娘”，用刨花水刷头发，用棉纱线刮脸。一起开饭，要坐满5桌人。
　　家里有地毯、摇椅、沙发，装了4门电话，十分洋派。
　　对那幢大房子，我最深的印象是，各种各样进口的期刊，从《life》、《Esquires》到数不清的服装设计杂志，全是父亲从国外订购的，家里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外国图书馆！
　　父亲不懂外语，但那些原版的期刊，让他始终走在时尚前沿。
　　父亲有一部很潮的脚踏车，那时候，脚踏车是非常稀奇的舶来品。他会打高尔夫，有一张作品，是两个卷发旗袍女子在打高尔夫，到今天看来，也觉得时髦、新鲜。
　　他还有一台照相机，是德国的“劳斯莱斯”，方形，双镜头反光，他曾经用这个相机，以孤山边上的西泠印社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
　　这么时尚，他的创作当然就与众不同。父亲笔下的月份牌美女十分新潮，旗袍开衩的高低，旗袍领口的宽窄，露多少面积的胳膊，露多少脖子，旗袍上的图案是方格子还是碎花，是藤蔓还是团锦，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滩名媛佳丽们的流行风向标。外乡的女人们也在偷偷效仿。
　　原先免费派送的月份牌，一下子变了发布时尚信息的媒体，商家们越发来劲了，父亲的订单越来越多。
　　父亲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可观，有800银元的收入，远远高于洋行买办、高级白领。
　　父亲十分讲究仪表，他的衣服，布料都从“信大祥”买，他做西装，都是裁缝来家里量尺寸的。记得父亲有件衬衫，袖口做得十分考究，袖扣是金子和翡翠搭配起来做的。每一条西裤的裤线都烫得笔直，这种细节，父亲从来不肯马虎。
　　因为那是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社会，父亲的很多开销都花在这些地方。
　　据我的姨夫李慕白回忆，那几年，父亲进入事业顶峰期，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李慕白和父亲的同学金雪尘，就在那个时候加盟画室了。
　　李慕白和金雪尘，也是中国月份牌画坛上的两员大将。李慕白擅长油画，对印象派很有研究，金雪尘的风格是中西皆备，尤其擅长画景。
　　父亲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方式十分奇特，常常是一张白纸上，李慕白先画人物，画到八成，金雪尘就能在人物之后配上景物，同人物先后呼应，最后由父亲作整体调整、润色，配合得天衣无缝，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
　　今天看，就带点儿“工作室”的雏形了。
　　在这样一个合作紧密的团队里，出品就比较快了，一年能画80多张。
　　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结棍(厉害)，有800银元的收入。当时上海的洋行买办，高级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银元。
　　依父亲的收入，买辆汽车已经绰绰有余。当时，上海滩很多人还买不起汽车，黄金荣、杜月笙也只有一辆四匹马的马车，已经算是阔佬级别。但父亲没有买汽车，他买了一辆私人黄包车，用来出行，他其实相当节俭。
　　父亲要养活一大家子，40几号人，每天要开伙，有点“孟尝君，食客三千”的味道。画室成员和他招收的学徒，都住在我家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画室实行按劳分配，很公平。
　　学徒们总受父亲的鼓动，经常在一起踢足球，办家庭舞会，父亲觉得，要是学徒们的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他就非常不安心。
　　李慕白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送他到有名的西洋画社团去深造。
　　父亲善于接受新技巧，现在叫“与时俱进”。
　　照相馆修底版用的喷枪，人工打气的，父亲会想到拿来用在绘画稿中，用来调匀色调。佣人给他打气，扑哧扑哧打足了，父亲喷上一阵子，气没了，佣人再打。
　　他用的也是最好的进口喷枪，所以，画的色调特别柔和。
　　他发现挪威产的卡纸，又叫“马头纸”，肌理细腻，纸基坚实，又发现美国出品的16盒装水彩色相很鲜亮透明，就直接从挪威和美国订购。
　　父亲也不保密，掌握了什么新鲜技术，都会告诉别人。
　　他与同道之间的关系相当随和、有亲和力，对师徒关系也看得很超脱。
　　那年头，从师就必须从一而终，像婚姻，这是铁定的规矩。有个国画家，他一个学生改拜别的画家为师，国画家大怒，一气之下，登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两人彻底闹僵。
　　父亲不是这样的。后来李慕白的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出钱把他送到当时很有名的西洋画社团“白鹅画室”去深造。
　　李慕白学成后，依旧回到父亲的画室工作，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李慕白16岁就来我家学画了，他说，我生是杭家的人，死是杭家的鬼。
　　父亲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的国画老师何逸梅，后来也成了画室中的一名成员，抗战爆发后，他跑到香港去了，在那里模仿父亲的月份牌画，一时有“香港杭稚英”之称。父亲知道后，也并不介意。
　　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港漂”何逸梅又回到上海，父亲照样接纳他，专门在家里为他搭了一个阁楼，老婆孩子一家都接来住了。
　　拒绝给日本人画东亚共荣圈的画，画室的运作突然停滞，一大家子只能靠借钱度日。
　　黄金荣60大寿那年，要父亲给他画像。
　　上海滩上，但凡有人要开店，店堂里就要挂一张黄金荣的画像，这样，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欺负了。
　　但是黄金荣很不好画，因为他一脸麻子，画出来也不美。要是美化他了，把他的脸画光卷漂亮了，又像拍他马屁一样。父亲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感觉。
　　父亲对来人说，我不会画男人，只会画女人。然后就逃到苏州避难去了。
　　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上海，他们知道父亲是画界的名人，想让他画大东亚共荣圈的年画，画日本和服美女。
　　家里来了个矮矮的日本军官，带来了20根金条，一根10两重，等于是二百两黄金。
　　父亲有自己的节气，也不想和日本人起正面冲突，那个军官带兵来的，都是关东军。
　　他有气管炎的毛病，平常咳得重一点，痰里会有鲜血。那天，父亲拼命咳拼命咳，咳得手发颤，手帕里都是血，一副病态。他和日本军官说，我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画画的。
　　日本人也没办法，他们也不硬来，就扬长而去了。
　　父亲工作室的收入完全是是靠画画稿的，这样一来，他也不敢再接别的画，一大家子从此断了收入来源，只能借钱度日。
　　母亲去买“户口米”，是要编号和排队的，那点米，40几口人怎么够吃。母亲就和佣人去北火车站那里，那里每天有从无锡农村来的小贩，他们卖米，还卖点番薯杂粮。
　　这么时尚，他的创作当然就与众不同。父亲笔下的月份牌美女十分新潮，旗袍开衩的高低，旗袍领口的宽窄，露多少面积的胳膊，露多少脖子，旗袍上的图案是方格子还是碎花，是藤蔓还是团锦，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滩名媛佳丽们的流行风向标。外乡的女人们也在偷偷效仿。
　　原先免费派送的月份牌，一下子变了发布时尚信息的媒体，商家们越发来劲了，父亲的订单越来越多。
　　父亲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可观，有800银元的收入，远远高于洋行买办、高级白领。
　　父亲十分讲究仪表，他的衣服，布料都从“信大祥”买，他做西装，都是裁缝来家里量尺寸的。记得父亲有件衬衫，袖口做得十分考究，袖扣是金子和翡翠搭配起来做的。每一条西裤的裤线都烫得笔直，这种细节，父亲从来不肯马虎。
　　因为那是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社会，父亲的很多开销都花在这些地方。
　　据我的姨夫李慕白回忆，那几年，父亲进入事业顶峰期，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李慕白和父亲的同学金雪尘，就在那个时候加盟画室了。
　　李慕白和金雪尘，也是中国月份牌画坛上的两员大将。李慕白擅长油画，对印象派很有研究，金雪尘的风格是中西皆备，尤其擅长画景。
　　父亲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方式十分奇特，常常是一张白纸上，李慕白先画人物，画到八成，金雪尘就能在人物之后配上景物，同人物先后呼应，最后由父亲作整体调整、润色，配合得天衣无缝，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
　　今天看，就带点儿“工作室”的雏形了。
　　在这样一个合作紧密的团队里，出品就比较快了，一年能画80多张。
　　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结棍(厉害)，有800银元的收入。当时上海的洋行买办，高级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银元。
　　依父亲的收入，买辆汽车已经绰绰有余。当时，上海滩很多人还买不起汽车，黄金荣、杜月笙也只有一辆四匹马的马车，已经算是阔佬级别。但父亲没有买汽车，他买了一辆私人黄包车，用来出行，他其实相当节俭。
　　父亲要养活一大家子，40几号人，每天要开伙，有点“孟尝君，食客三千”的味道。画室成员和他招收的学徒，都住在我家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画室实行按劳分配，很公平。
　　学徒们总受父亲的鼓动，经常在一起踢足球，办家庭舞会，父亲觉得，要是学徒们的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他就非常不安心。
　　李慕白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送他到有名的西洋画社团去深造。
　　父亲善于接受新技巧，现在叫“与时俱进”。
　　照相馆修底版用的喷枪，人工打气的，父亲会想到拿来用在绘画稿中，用来调匀色调。佣人给他打气，扑哧扑哧打足了，父亲喷上一阵子，气没了，佣人再打。
　　他用的也是最好的进口喷枪，所以，画的色调特别柔和。
　　他发现挪威产的卡纸，又叫“马头纸”，肌理细腻，纸基坚实，又发现美国出品的16盒装水彩色相很鲜亮透明，就直接从挪威和美国订购。
　　父亲也不保密，掌握了什么新鲜技术，都会告诉别人。
　　他与同道之间的关系相当随和、有亲和力，对师徒关系也看得很超脱。
　　那年头，从师就必须从一而终，像婚姻，这是铁定的规矩。有个国画家，他一个学生改拜别的画家为师，国画家大怒，一气之下，登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两人彻底闹僵。
　　父亲不是这样的。后来李慕白的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出钱把他送到当时很有名的西洋画社团“白鹅画室”去深造。
　　李慕白学成后，依旧回到父亲的画室工作，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李慕白16岁就来我家学画了，他说，我生是杭家的人，死是杭家的鬼。
　　父亲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的国画老师何逸梅，后来也成了画室中的一名成员，抗战爆发后，他跑到香港去了，在那里模仿父亲的月份牌画，一时有“香港杭稚英”之称。父亲知道后，也并不介意。
　　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港漂”何逸梅又回到上海，父亲照样接纳他，专门在家里为他搭了一个阁楼，老婆孩子一家都接来住了。
　　拒绝给日本人画东亚共荣圈的画，画室的运作突然停滞，一大家子只能靠借钱度日。
　　黄金荣60大寿那年，要父亲给他画像。
　　上海滩上，但凡有人要开店，店堂里就要挂一张黄金荣的画像，这样，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欺负了。
　　但是黄金荣很不好画，因为他一脸麻子，画出来也不美。要是美化他了，把他的脸画光卷漂亮了，又像拍他马屁一样。父亲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感觉。
　　父亲对来人说，我不会画男人，只会画女人。然后就逃到苏州避难去了。
　　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上海，他们知道父亲是画界的名人，想让他画大东亚共荣圈的年画，画日本和服美女。
　　家里来了个矮矮的日本军官，带来了20根金条，一根10两重，等于是二百两黄金。
　　父亲有自己的节气，也不想和日本人起正面冲突，那个军官带兵来的，都是关东军。
　　他有气管炎的毛病，平常咳得重一点，痰里会有鲜血。那天，父亲拼命咳拼命咳，咳得手发颤，手帕里都是血，一副病态。他和日本军官说，我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画画的。
　　日本人也没办法，他们也不硬来，就扬长而去了。
　　父亲工作室的收入完全是是靠画画稿的，这样一来，他也不敢再接别的画，一大家子从此断了收入来源，只能借钱度日。
　　母亲去买“户口米”，是要编号和排队的，那点米，40几口人怎么够吃。母亲就和佣人去北火车站那里，那里每天有从无锡农村来的小贩，他们卖米，还卖点番薯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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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宪龙在画室作画。

　　
　　现年77岁的于宪龙家住江苏省淮安市，他1958年到南京学习炭精作画，学成回来后便以画炭精人物画为生。
　　
　　迄今为止，于宪龙画过的人像作品达1.8万余张。据于宪龙介绍，虽然现在业务少了，但他还是以画室为家，重复着早已习惯的画像人生。他说，“我没有其他爱好，不打牌、不赌博，一天有事做，就说明我还有用，尽力为别人挽留一些记忆。”
　　
　　炭精画是我国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又名炭画，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小支流，源于国画，又区别于国画。炭精画在表现形式上打破了素描所具有的线条排铺明暗调子，且有更强的立体感、丰富的色调层次、细腻逼真的表现效果，具有不变形、不褪色、易保存等特点，是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独门画派。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炭精画这一艺术瑰宝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