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回顾和欣赏上世纪曾风行一时、于普通百姓家居和大街小巷墙头随处可见的‘张贴美术’——包括商业月份牌海报、年画、宣传画等——来反思我们的社会，回顾我们现代文化一些现象的缘起和由来，并且思考儿童世界背后的时代观念和成年人的价值理念对其的影响。”听上去就很吸引。
　　上午10点，记者叩开王宇清先生的门。
　　王宇清，前媒体人，近现代月份牌广告画、新中国年画和宣传画研究与收藏者。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
　　年画中有胖娃娃，也有清秀宝宝
　　记者：您这个关注点挺独到。
　　王宇清：我实际上意在从儿童的角度谈时代，儿童跟重大事件是有关联的。
　　我的收藏主要是“张贴美术”。这是我提出的概念，就是贴在墙上的年画、月份牌、宣传画、海报这类，每个画种有交集又稍微有点不同，于是总体提出一个词叫“张贴美术”，因为都得张贴嘛。
　　我的藏品从新文化时期始，最早的是1915年（民国四年），太古车糖公司出的一张贺年广告，很漂亮。正好到现在时间跨度是100年。
　　记者：里面有孩子吗？
　　王宇清：有，是随大人游园的儿童。这种其实也算年画了。
　　记者：一般人听“年画”，容易联想到的是杨柳青那些胖娃娃、胖鱼，不知道还有这么清秀的。
　　王宇清：新文化时期的年画主要是两个源头：一个是商业源头，民国时期上海、天津以及东北大城市都有的商业美术，就是“月份牌”；另一个，政治源头，就是从延安那个系来的，由抗战以后根据地那种木版年画发展而来的新年画。这两条脉络到1950年“新年画运动”时就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11月，沈雁冰他们向上面打报告，毛还有周都批了，搞了一个“新年画运动”。运动大概持续了三四年，等于是对美术界一个整编。各种画家、各个画种，无论是油画的、版画的、国画的，一律都画这个年画。
　　记者：那像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什么的，那算漫画了。不在您这个系列里吧？
　　王宇清：三毛不算。张乐平漫画特点比较明显，但他的画我的收藏里也有，新年画运动里他也画《娃娃唱奇迹》，“玉蜀黍三尺七，娃娃把它当马骑”；“做跷跷板的大豆荚，当小船的西瓜皮。”
　　记者：民国丰子恺画里那种儿童，涉及吗？
　　王宇清：丰子恺的漫画都属于小画幅的，做插图什么的。出的集子也是小幅的，而我收藏的是贴在墙上的。
　　记者：大致明白了。
　　王宇清：我是慢慢从收藏当中，发现儿童很有意思。儿童是中国年画中重要的一类题材，它也有两个源头，一个是中国传统上的“童子”；一个是从佛教，“花生”，就是“莲花儿”。这样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胖娃娃”是其中一个重要品种，各个年画产地都有胖娃娃这种画。
　　记者：一般都寓意一种祝福或祈望吧？
　　王宇清：对。中国人对孩子，一直都有比如“早生贵子”这种祝福的文化传统，这是民间对题材的一种喜好。新年画必须跟民间趣味达成一种结合。
　　民国张贴画中，孩子代表生活美好
　　记者：大家印象里，民国时期月份牌画都是《良友》杂志那种美女。
　　王宇清：我收藏的民国张贴画中，妇女儿童也是一块。比如说女士和童子、母亲和儿女，抱着小孩，或者被一群小孩簇拥这种的。早期它肯定是作为广告出现，形象代言嘛。后来独立出来了，有纯欣赏性、纯装饰性家居的那种。
　　在这种画中，孩子代表生活美好、希望的一面，多用那种比较写实的炭精擦笔画法——用炭精粉先擦出轮廓体积，然后再用水彩罩染、铺色，出来那种柔和、光润的效果，特别适合表现女士和儿童。
　　像这一张，是上海那种比较富足家庭的小孩过元宵节，旁边牌楼上写着“幸福之门”。阳光活泼、运动范儿的小男孩，穿西式的摩登童装，也有穿中山装式的、穿海魂衫的，穿小皮鞋，带宠物小狗。这是民国儿童形象的一个完型，就是民国的理想儿童是这样子的。小孩经常是大人愿望的投射。
　　记者：这种画风到延安怕不太合适了吧?听说那边因为画材所致，大家都改画木刻了。那些画里的儿童会是什么样？儿童团？王二小？
　　王宇清：也有。解放区、根据地那个时期的作品，相关题材有儿童团，还有儿童劳军这种。然后还有娃娃戏——由娃娃来演绎大人政治上这种题材，或者其他一些模拟大人的戏，类似过去京剧里娃娃来演大人那种戏码。
　　记者：这个懂，现在春晚不老有吗？一堆小包公什么的。
　　王宇清：对，类似这样。还有像娃娃做游戏公审蒋介石、打美帝，用娃娃来演绎这种大人题材。这是从木版画那个系统来的，重大题材，政治性的。
　　这种画法到了建国后，就用于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新人，表现的都是生活类的题材，或者说用歌颂新生活的方式来跟新时代结合。
　　记者：都是“歌颂系”？
　　王宇清：也有些“儿童政治学”，这是我的说法。比如说我有一幅画，一群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小孩在搭积木，搭的是一个大楼，还有小孩推着一个小车要开向大楼，它叫《快乐大家庭》。其实这就是大的一个政治——“民族团结”，用娃娃做游戏的方式来表现大的主题。
　　还有一个“儿童经济学”。比如大跃进，儿童画里也有反映。儿童在做游戏，搭的是“跃进门”，搭大烟囱，还有玩具车上搭着一个车那么大的萝卜。这我称之为“儿童经济学”，就是用儿童去对经济上的“成就”进行呼应。
　　这都相当有时代性，它是和时代紧密结合的，时间性非常强，和当时政治的动向、主题，经济的动向、主题，包括社会上一些新的发展，都是紧密联系的。
　　男孩都拿小飞机，那时飞机代表很现代、很科技
　　王宇清：那种纯粹表现儿童生活的也有。像儿童做游戏，捉迷藏、老鹰捉小鸡，那时候的童子戏，都是很好的画，画得很漂亮、祥和、温暖。像
　　这幅，儿童在滑滑梯，这木马真是用木头做的，你看那个时候的摩天轮。
　　记者：那会儿就有摩天轮？
　　王宇清：有啊，这不画就证实了这个事吗？这就会让我们对历史的刻板认识改变。这画的是上海，1953年的版，摩天轮那时候就有了，不过是老摩天轮，人力的。
　　记者：有意思。感觉民国那会儿的年画还比较多对城市生活的表现，新中国就越来越多对农村生活的表现。是不是后来的城市生活比较单一？
　　王宇清：也有。
　　记者：就是工厂什么的吧？
　　王宇清：对。不多。对生活本身的描述少了，都是在工作、在建设。看这幅《新中国儿童乐园》，已经是新中国了，可上面的孩子看着还是好“民国”。这就是画家把月份牌的那种画法带到新中国了，正逐渐地被改造。
　　时代的演进从很多画的细节里能看出来。比如讲座里我要谈到的——“从孩子围着大人转”到“大人围着孩子转”的时代。你看民国这个，三个孩子围着大人；50年代的，一群孩子围着大人，五个孩子，当时一家五个孩子是标配。
　　记者：画里孩子们手里的玩具有意思，男孩都拿小飞机。
　　王宇清：那时候飞机代表很现代、很科技。你看这幅，小男孩拿着飞机，小女孩在打玩具电话，背景有鸽子，当时最有名的顺口溜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是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的写照。
　　这一幅，从题目就直接出来，《和平与幸福》。男孩身上穿着小海魂衫，那时候孩子想当海军，想当解放军，女孩儿呢拿着一个苹果，这是一个平衡。既是画面的平衡，也是意识形态的平衡。苹果是象征和平、平安。
　　那些画里其实都挺有看头。
　　记者：新年画里很少出现小动物，尤其宠物。
　　王宇清：民国时期的经常会有。新中国也有，我收的年画里也有比如玩具啊、小动物啊，但是越往近越没有。
　　记者：出现鸽子也是用来寓意和平的，就像小女孩手中的苹果。而不是作为生活内容存在的。
　　王宇清：也有。只不过还是那个特点，越往近越没有了。
　　50年代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画
　　王宇清：1954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建国五周年，出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画。
　　这幅《谁的成绩好》，你看，有画中画，画得相当讲究。这是蒋兆和画的。蒋兆和民国就很有名了，《流民图》就是他画的，而且他有一个弟子现在很有名，范曾。
　　记者：哦，这么大家后来也画这类的画？
　　王宇清：也画。当时就没有画别的画的，唯一画的就是年画，大家用各自方式全在画年画，这就是刚才说到的1950年新年画运动。说新年画意义非凡就在于——从1950年到1953年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里，它这个阶段是“官窑”。有专门的出版社，专门做年画出版。它是专门的一块儿，所有的画家都在画这个，集中了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画家，包括李可染、蒋兆和。之后他们才又各归各的行，比如画油画的回去画油画。其中还包括大量民国过来的画家，比如李慕白，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月份牌画家，画小孩、女士画得特别棒。这幅《慰问最可爱的人》就是他画的。
　　记者：嗯，看这些女孩子的裙子。有人就说现在青春片为什么拍不好看，都穿那种校服能好看才怪。
　　王宇清：是。你看这些好像是比较朴素，但是它有变化，通过裙子有变化。
　　这个是动物保护题材。《不要捉蝌蚪》，也是1953、1954年的画。那时候孩子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我父辈那一代小时候还有儿童自己管理的水电站，在北海，是儿童自己管理的。他们还做实验，搞野外的生物考察。
　　记者：对，那会儿好像什么都有小孩的。哈尔滨还有个儿童铁路。
　　王宇清：对，4公里的，公园绕一圈。
　　这是《我也爱劳动》，孩子穿小工装裤，修小板凳。这是那时候的教育方式，身教。现在是大人不干的事儿让小孩儿干，大人本身违反规则，却让小孩儿去遵守。
　　这张画是1958年的，孩子的玩具是当年的一些建设模型，轮船、坦克。这也是大人对他们的期许，但孩子也爱玩这游戏。孩子不爱玩你也没法让他接受，他是跟你互动的。小孩特别爱模仿大人，为什么这些能上画？就是他们在模仿大人。这些还都是表现儿童生活的。后来这种就没有了。
　　记者：这张开始“打美帝”，一个雪人也要搞成美帝，一群孩子在打这个美帝。
　　王宇清：这时候已经是60年代，政治气氛已经比较浓了。雷锋出现了，1963年毛主席给雷锋题词。解放军越来越成为儿童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个时候离战争时代还不远，而且周围也是“列强环伺”，跟印度还打过一场战争，所以和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命题。
　　这张是70年代的。不是赖宁，这会儿还没有赖宁呢。这讲的是阶级斗争、抓特务。这是《牢记阶级仇，永远干革命》，也是70年代，从这个服装，还有红小兵的臂标可以看出来。红小兵是70年代的。70年代初是戴这个标的。后来这标没有了，就只有红领巾了。
　　记者：画面越来越满，里面的孩子看上去越来越丑。
　　王宇清：首先这时候的年画，很多已经不再是美术大家来画了，越来越多一般画师的作品。
　　另外画面为什么满？早期很多画都有比较写实的场景。到60年代，很多场景就取消了，或者场景更多只是做一个环境；再之后70年代的，就算有场景，也变得更加概念化。比如说一幅画里边，它有很多不同季节的，甚至是不同时空，它给集中在一幅画里。
　　写实，是客观的一种呈现，相对来说更尊重现实。而一个更加政治化的东西，与它对应的就是权力在重新安排。为什么50年代写实更多？那个时候还尊重很多客观的、传统的或者说现实的东西，到“文革”的时候这种东西更为意识形态化，意在通过一些观念去组合，进行支配，重新安排。这是不一样的。
　　记者：所以，画里面是孩子，但其实真的应该大人们都来看一看。
　　王宇清：嗯。这是我提供的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