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都市报（记者 冯迪）
他，生于五台，长于兴县。现年67岁。
他没受过一天艺术专业系统培训，步入花甲时却成了一位书画家。
他的“艺术人生”，令人联想到木匠画家齐白石的大器晚成。他的67年，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回顾和品味一幅大时代下小县城中，拥有大梦想的小人物，交织着无奈与奋斗的真实画卷。
一
1944年，他出生了。生下来就没奶吃，是姥姥用玉米面糊糊喂大的。
如果一定追溯他的艺术启蒙，该是小学的美术课吧。那个年代的小学生何其幸福——语数两门主课外几乎天天都有音体美课，美术老师奢侈地有两位：一位刘老师主教画画，另一位裴老师主教手工。刘老师画什么都像，裴老师那双巧手，能用小木棍粘出精美的房子，用泥捏出栩栩如生的葫芦、鸡鸭……孩子们都入迷，而他更入迷。他比别的孩子画得更好、捏得更像。一下课，他总会缠着两位老师，他们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他画狗画树，画同学玩耍，借来小人书描着画……帮大人烧火做饭，他常常一边捧本连环画看，风箱拉着拉着，锅里的汤溢了，要不就是火熄了，惹来母亲一顿责打。
但若说当个画家，他是想也没想过。他不知道画家啥样儿，也没见过画家的画啥样儿。那时候的兴县县城，惟一的美术作品，也许就是年画和窗花吧。他只是爱画，想画，见什么画什么。仅此而已。
二
上初中后，“大跃进”开始了。功课似有似无，他对画画的渴求却深了一步。偶然见到太原一家美术院校函授炭精画的招生简章，他寄去学费，得到寄来的一本教材和一盒炭精。照着教材，他开始学和练。不想，成就了他人生的第一项事业。
简单说，炭精肖像就是借助专用的放大尺等简单工具，严格按照比例绘制肖像。照着一张1寸见方的照片，可以将画像放大许多倍而仍完全肖似——半个世纪前，拍照还算是件奢侈的事，并且因为技术原因，即使照相馆放大的照片也没有这样画成的清晰。他的这门手艺非常吃香。初中毕业的他在街头摆个地摊，给人“放相”，一张赚5元，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三个5元。当时做教师的父亲月工资不过30元。
那时候，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进趟城照张相并不容易。他赶集赶会走乡串村，给人画像放相。村民总会围过来看，一边发出艳羡的啧啧声。凭一盒炭精，一个小马扎，他走南闯北，画到了省外。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他已在全县颇有名气。
这份名气传到了县文化馆。馆里找到他，希望他参与“社、村、家”三史展览的绘制布展工作。这也许是最早的面向农村的文化宣传工作。每月45元的工资，远逊于自己放相的收入，但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单位愿用他就高兴极了，不去想什么报酬与前途。和馆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一起，每天画画弄图片，至今他不知人家的来处与背景，只是埋头工作，只有“怎么画更好”的借鉴与交流。
但这份工作总有说不出的不自由。每天按时上下班，画的全是展览教材的规定内容，那种沉闷，令他天性中的某种渴望窒息。
直到有一天，山西大学一批学生到兴县来采风，街上，道边，到处有他们架着画架写生的身影。这批服装与神情都迥异的外来青年，以及他们笔下他从未见识过的线条与色彩，都令他兴奋、惊叹和向往。原来这个样儿才是画画！
他痴痴地站在人家身边看人家画。人家不理会，他也不开口，就那么痴痴地看。一站一看就是一天。
三
时光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开始了。他的爷爷曾在国民党军中任师长，他家被划成“反动军阀地主”。这样的出身……但彼时的兴县还是安静的。他不过是随着许多人一起，从县里下到农村去插队。体质单薄的他种不了地。一年后他回家来补习功课，预备考高中。上了高中，他的梦是接着考大学，考美院。从太原来的那些写生青年早就走了，但他们刻在他脑子里。他想做和他们一样的人。
北京有他一位亲姑姑。姑姑、姑父都是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教授。1966年春天，他头一次进北京，住在姑姑家预备考中央美院。姑姑告诉他：“不要听你爸的话早早结婚，安心考大学才有前途。”
姑姑一家住了差不多半层小楼。那种木地板的高级小楼。有什么需要给学校打个电话就有人来办。在姑姑家，他亲身体会了高级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尊重与待遇：知识太重要了！它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境遇。
在赴考中央美院的人流中，他分外地感到疏离：别人都背着画夹，只有他没有。他从来就没有过画夹。他真想有一个画夹！他向姑姑提出要一个画夹。“你要考上了就给你买。”
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画夹。不久在天安门广场，他亲眼目睹了以前只在报纸上见过的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等人弯着腰被批斗。没有人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回到兴县，他接到了中央美院专业课通过的通知书。但“文化大革命”接着就开始了。
学自然是上不成了。他也就结了婚。23岁的小伙子得养家。好在，他总是凭着灵活的头脑和闯劲儿把日子过得不错。他做过油漆工，印过红旗，在玻璃上刻画毛泽东像。他自己手工印的红袖章，一角钱一个供不应求，市场太好了。后来外地机印的袖章涌入兴县，不掉色，更抢手。腊月二十八他连夜赶到原平，给工厂的师傅塞了些钱将技术学到了手，回来接着稳定自己的市场。当时一包牡丹烟要5角钱，“县委书记也抽不起”。而他一买就是一大箱。
批斗风终于刮到了兴县。安静的小县城日渐沸腾。他全家被游街。第二天他出逃了，最远逃到陕西。漂流凄惶的日子挨过了三四年。这中间他又多了谋生的本事：画炕围画儿和炕上铺的油布——用生桐油在白布上刷透了，再画上大红大绿的花朵。他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油布厂。
那些岁月何谈画画？但只要能关起门来无事，他还是会悄悄拿起笔，画盆花，画萝卜白菜，画酣睡着的家人的脚……他专注地观察田间地头的一只喜鹊，一只麻雀，一棵开满花的桃树……油布上那热烈的色彩，那个灰暗年代中惟一合情合理合法的热烈的色彩，似乎为日后他专攻工笔花鸟埋下了伏笔。
四
1972年，他回兴县后当过建筑工、电工。在每个单位都因为能画几笔、字写得好而颇受看重。过年人们都央他写春联儿。这也助长了他个性中的不驯：不管走到哪儿，得我想干啥才干啥。不能受制于人。不久，脑筋灵活的他调入县食品公司当采购员。采购员能四处出差，这给了他天大的学习机会。那个年代能坐上飞机的人少之又少，他却坐过6次。当时太原飞北京机票28元。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他钻到家里，平心静气画了一个月，画成一幅“报春图”，这是喜鹊在杏花枝上欢啼的工笔花鸟画。他揣着自己颇为得意的处女作，到太原找到山西美术出版社，希望能将这幅报春图制成年画。出版社领导带着他找到一位美术专家，鼓励指点一番，送给他不少国画资料书籍，鼓励他回家继续精进。他则不死心，转而再去《晋阳文艺》杂志社，这幅画于是成为《晋阳文艺》那期期刊的封面。
1979年，命运转了一个弯儿。谁能说清命运转弯儿会带来什么呢？这年夏天，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在兴县落户的北京人。有感于他的热心帮忙与勃勃才气与求学渴望，对方介绍他去北京找自己的父亲：知名学者黄肃秋。黄先生曾与侯宝林同关一处牛棚。看过他的画，由黄先生引荐，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带着他拜见了常任侠（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他带着常任侠的引荐信，再辗转拜会了花鸟画大师田世光、俞致贞……
辗转找到田世光家已是中午。他怕打扰人家休息，便在门外空着肚子等到下午，在围墙外见到有老者在园中浇花，猜想是画家本人，这才去叩门。一问果然，便呈上自己的画求教。古人程门立雪，他是田门立阳……找到俞致贞门下，年过花甲的俞老正在案上埋头画画，停笔谦和地指点并亲自示范……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傅抱石遗作展时，他一眼认出参观者中有吴作人，连忙上前展开自己随身携带的《报春图》请大师指点。吴老严肃看过，只说了一句话：“回去写字去。”
大师的点拨令35岁的他铭心刻骨。就这一句话，他回去放下画笔，开始潜心练字，一写就是30年。同时大量写生。从1979年到1990年间，他每天最少写一大幅字。其后每天写一幅字练习一幅画，习作积了两大平车。调入县政府后他没有了生存压力，更其静心沉于书画。将办公桌围起来，别人在圈外跳舞打牌，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写字。他的字已颇受好评有了身价，本人也已成为山西省书协会员，但他不足。他的梦仍是画。但他仍始终不敢也不能正式作画。“回去写字去。”这话始终在耳边萦绕。
2003年的某一天，他突然觉得可以画了，在自己那张不足1平方米的画桌上，他提笔便画。一笔下去，满觉自由，豁然开朗。二十多年写生，花怎么开，叶怎么长，他已了然于胸。从此随心所欲。他追求飞动、性灵。
五
他一向如此：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想，揣着理想和画作就去敲他认为该敲的门，或求教，或求助，头昂得高，却也听得进批评认得清现实。2003年，他带着自己的画再闯省城，此时距首次前来示画已时隔24年了。
此次一闯闯到了晋宝斋。晋宝斋作价每幅底价200元，他心里不服气：自己30年的打磨不止这个价。但还是将画留下：这个阵地必须打开守住。此后，晋宝斋给他的画每年升价一格，到2010年，底价变为每幅1000元。
以花甲之年，他又一次开始了闯荡书画商业市场的孤独奔波，能屈能伸，不退不缩。如今他是山西美协会员，也是全国数家书画院的签约画师。
少年时的书画梦，老来才得圆。而他觉得不够，还不够。他还要充电，还要燃烧。
现在他从《古文观止》开始，每天抄录一篇，写完就塞进炉子里烧了火。
他来太原印自己的画册，住在陋巷中的简陋旅馆，每晚10元。在这旅馆里他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梦。“握管弄墨，诚之余中，行之余外；黑白世界，点线布白，有心而无心，有为而无为。追踪艺海数十年，不外乐问好学，学而时习。余于传统，不敢言创新，只求超越。然仅止于此，又孤陋寡闻，只恐贻笑大方。”他甘愿无怨无悔，无终无果地梦下去。
王玉堂，这个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被他在作品中改为了钰棠：玉不琢不成器，是为“钰”；堂有木而葱笼，是为“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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