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记得父亲临终前的样子。
那是下午4点多的光景，放学回家，家里已经乱作一团。
父亲躺在床上，脸朝床里，好像睡得很沉，还打着呼噜。我躲在母亲身后，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懵懂无知。
屋子里还站着父亲的三个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西医。三个人压低声音，和母亲、祖父叮嘱些什么。我还是听见了这一句，“要是大小便失禁了，那便是情况不好了。”
父亲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心骨。老老少少，一共有40几个人。
当晚，他就去世了，死于脑溢血，一个字都没留给我们。
第二天，上海的报纸都登出文章，报道父亲的死讯。有一家报纸做的标题是，《杭稚英身后萧条》。
杭稚英，我的父亲，解放前上海滩最著名的月份牌画家之一，那年才47岁，正是英年。
13岁考上了商务印书馆。在绘画这件事上，祖师爷赏饭吃，父亲是有灵性和天赋的。
西方人认为“13”不吉利，13却是父亲的幸运数字。
父亲生于1901年，海宁盐官人，从小聪慧过人，上海话讲起来，脑子邪气(非常)活络。
祖父很开明，没送他去读私塾，而是上了“达材学校”，不光念四书五经，也读些数理化。要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祖父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
祖父杭卓英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厂长的中文秘书，一表人才，蓄小胡子，每天出门遛马，遛着遛着，兴致一上来，居然可以站到马背上去。他的古文功底一流，书法很不错，还组建过诗社。写了很多好诗，可惜都被年幼的小弟弟折纸飞机掼光了。
商务印书馆要招练习生，相当于现在的实习生，祖父想到了儿子杭稚英。
当时父亲13岁。
商务印书馆设有裱画部——那时，祖父已经离开海宁，举家住在上海了，父亲放学回来，总是直奔裱画部，那时他已经对画画这件事入迷了。
一回家，他就把刚才看到的画面凭记忆临摹下来，临摹得像模像样。祖父颇为得意。
祖父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推荐了这个13岁的孩子，很顺利。父亲不到弱冠之年，就成了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的实习生。
父亲进了图画部当学徒，有三个老师，一个德国老师，一个教中国画的老师，叫何逸梅，还有一个教西画的老师。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但用来印刷的铅字，是德国人创造发明的，德文字，形状特别花哨，邪气有装饰性。德国老师主要教设计，他的课，父亲获益匪浅，父亲日后成为一个出色的月份牌画家，或者说成为中国平面、装潢设计的第一代领军人物，最初的启蒙，就来自这个德国教师。
三年学徒，父亲的表现出类拔萃，那是祖师爷赏饭给他吃。
父亲才思敏捷，服务期的第二年，就出版了单幅的月份牌广告。那年他才18岁。
按照商务印书馆的规矩，实习生三年期满，成绩优秀，就把你派到门市部去服务四年。父亲到了门市部，一下子就接触到大量的客户。
当时，商务印书馆承接的印刷量已经很大，都是类似香烟广告、电池广告的印刷业务。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国外来的广告很多。父亲对新鲜的东西特别敏感。有一次，来了个客户，将信将疑，要这个小伙子当场画出“白象牌”电池。
表现自己的机会到了。
父亲平时就有积累，对他来说，这是小菜一碟的事。
“白象牌”电池是个很老的牌子，商标是一只胖胖的小象，像一个顽皮的婴儿。这个商标一直沿用到今天。画稿交出去的时候，客户眼睛一亮，据说父亲不但惟妙惟肖地画出了这头小象，还把象鼻子画得卷曲上翘，神态很淘气。
对父亲来说，这不仅是一张画稿，还是他做成的第一笔业务——那个客户决定把“白象牌”电池的广告印刷交给商务印书馆了。
当时，包装广告作为上海滩涌现的一个新兴的行业，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并不十分明确。他们往往对产品没什么成熟的构想，全靠实习生当场绘出图样草稿。
父亲才思敏捷，出手快，又善于揣摩客户的心态，为商务印书馆争取到大量客户。
服务期的第二年，他就出版了单幅的月份牌广告。那年他才18岁。
四年后，父亲决定离开商务印书馆，自立门户。
月份牌前辈画家郑曼陀有秘不示人的技艺，父亲靠敏锐的洞察力，成功“偷艺”。
父亲很重情义，办起自己的“工作室”后，只是单纯地替人画画稿，挣稿费。遇到印刷环节，依旧把大量业务介绍到商务印书馆。
当时，大多数画家都运用中国传统工笔画的方式绘制月份牌广告，笔触细腻，但缺少活力。
而著名的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却另有一绝。他能把人的皮肤画得跟真的一样，雪白粉嫩，吹弹得破。
郑曼陀在杭州的照相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有人去世了，家人就拿着死者的相片，去照相馆找画师，把死者的照片按比例放大，做成遗像。
坊间有这么种说法，说郑曼陀是“画死人”出名的，可能就是夸赞他这种出色的技法。他的上色技术是非常厉害的，自成一家。
但郑曼陀先生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连茶房送水，他都很谨慎，会停笔不画。很多人想偷拳头，都碰了一鼻子灰回来。
父亲也曾多次登门求教，郑曼陀对父亲很客气，但每每说到要害处，郑先生就“顾左右而言他”了。
郑师母也十分配合，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画画的工具，一样都不会落下。
但是，百密终有一疏。
终于有一次，在郑曼陀家的茶几上，放着一只小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细密的粉末，发出幽暗的紫光。父亲眼尖，偷偷留意了一下，发现是炭精粉。
炭精粉那时候是照相馆用来修版用的，上海话叫“擦铅照”。父亲不动声色，回家后，拿炭精粉试验了好几次，终于，那种逼真的效果出现了。
原来，郑先生的“秘密武器”就是它。
父亲把自己的新作品拿给郑曼陀过目，郑曼陀脸色微微一变，但依旧很沉得住气。他拿着父亲的画，和夫人一起走进里面的房间，半天才出来，用苏州话淡淡地对父亲说，“倷(你)画得不错，蛮好，蛮好。”再没多说什么。
炭精粉究竟起到了什么有如神助的作用？这神秘的紫光，保证了擦笔画打好的画稿色调偏冷，再罩上水彩画颜色，冷暖相宜，画面不脏、不暗，效果奇好。
月份牌上的美女服饰，几乎成了当时上海名媛佳丽的流行风向标。外乡女人也效仿。
艺术家都期望自己的作品，在问世的那一瞬间，能吸引住人们的眼睛。用上海话说，叫做“弹眼落睛”。
父亲时刻在动脑筋，让中国的月份牌画看上去有更出色的视觉效果。
他去看电影，当时全部是无声电影，就是默片，只有“华纳迪斯尼”公司的动画电影是彩色的，非常生动，在父亲看来，就有一种“弹眼落睛”的冲击力。
他就天天往电影院跑，看美国动画电影的色彩运用。
他还从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四川绵竹的灶王爷画中学习用色的方法，敢于用那种很鲜艳的染料。
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那种桃红柳绿的染料，显然是绵薄的中国宣纸所承载不动的，父亲又折腾开了，开始托人去国外买进口的印刷纸。
画室的运作越来越完善，杭稚英的名声愈发响亮了。
画室的房子是租来的，在山西路海宁路口，一套三进的天井房子，原来据说是前清一个官员的大宅，后来由几个资本家联合买下来，变成江浙皖丝茧公会。三进中国式院落，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很气派。
房子的结构很奇特，一半西式，一半中式。父亲租了那里四分之三的房子，一共有40个房间，家里有七八个佣人，还有专门的“梳头姨娘”，用刨花水刷头发，用棉纱线刮脸。一起开饭，要坐满5桌人。
家里有地毯、摇椅、沙发，装了4门电话，十分洋派。
对那幢大房子，我最深的印象是，各种各样进口的期刊，从《life》、《Esquires》到数不清的服装设计杂志，全是父亲从国外订购的，家里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外国图书馆！
父亲不懂外语，但那些原版的期刊，让他始终走在时尚前沿。
父亲有一部很潮的脚踏车，那时候，脚踏车是非常稀奇的舶来品。他会打高尔夫，有一张作品，是两个卷发旗袍女子在打高尔夫，到今天看来，也觉得时髦、新鲜。
他还有一台照相机，是德国的“劳斯莱斯”，方形，双镜头反光，他曾经用这个相机，以孤山边上的西泠印社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
这么时尚，他的创作当然就与众不同。父亲笔下的月份牌美女十分新潮，旗袍开衩的高低，旗袍领口的宽窄，露多少面积的胳膊，露多少脖子，旗袍上的图案是方格子还是碎花，是藤蔓还是团锦，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滩名媛佳丽们的流行风向标。外乡的女人们也在偷偷效仿。
原先免费派送的月份牌，一下子变了发布时尚信息的媒体，商家们越发来劲了，父亲的订单越来越多。
父亲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可观，有800银元的收入，远远高于洋行买办、高级白领。
父亲十分讲究仪表，他的衣服，布料都从“信大祥”买，他做西装，都是裁缝来家里量尺寸的。记得父亲有件衬衫，袖口做得十分考究，袖扣是金子和翡翠搭配起来做的。每一条西裤的裤线都烫得笔直，这种细节，父亲从来不肯马虎。
因为那是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社会，父亲的很多开销都花在这些地方。
据我的姨夫李慕白回忆，那几年，父亲进入事业顶峰期，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李慕白和父亲的同学金雪尘，就在那个时候加盟画室了。
李慕白和金雪尘，也是中国月份牌画坛上的两员大将。李慕白擅长油画，对印象派很有研究，金雪尘的风格是中西皆备，尤其擅长画景。
父亲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方式十分奇特，常常是一张白纸上，李慕白先画人物，画到八成，金雪尘就能在人物之后配上景物，同人物先后呼应，最后由父亲作整体调整、润色，配合得天衣无缝，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
今天看，就带点儿“工作室”的雏形了。
在这样一个合作紧密的团队里，出品就比较快了，一年能画80多张。
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结棍(厉害)，有800银元的收入。当时上海的洋行买办，高级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银元。
依父亲的收入，买辆汽车已经绰绰有余。当时，上海滩很多人还买不起汽车，黄金荣、杜月笙也只有一辆四匹马的马车，已经算是阔佬级别。但父亲没有买汽车，他买了一辆私人黄包车，用来出行，他其实相当节俭。
父亲要养活一大家子，40几号人，每天要开伙，有点“孟尝君，食客三千”的味道。画室成员和他招收的学徒，都住在我家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画室实行按劳分配，很公平。
学徒们总受父亲的鼓动，经常在一起踢足球，办家庭舞会，父亲觉得，要是学徒们的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他就非常不安心。
李慕白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送他到有名的西洋画社团去深造。
父亲善于接受新技巧，现在叫“与时俱进”。
照相馆修底版用的喷枪，人工打气的，父亲会想到拿来用在绘画稿中，用来调匀色调。佣人给他打气，扑哧扑哧打足了，父亲喷上一阵子，气没了，佣人再打。
他用的也是最好的进口喷枪，所以，画的色调特别柔和。
他发现挪威产的卡纸，又叫“马头纸”，肌理细腻，纸基坚实，又发现美国出品的16盒装水彩色相很鲜亮透明，就直接从挪威和美国订购。
父亲也不保密，掌握了什么新鲜技术，都会告诉别人。
他与同道之间的关系相当随和、有亲和力，对师徒关系也看得很超脱。
那年头，从师就必须从一而终，像婚姻，这是铁定的规矩。有个国画家，他一个学生改拜别的画家为师，国画家大怒，一气之下，登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两人彻底闹僵。
父亲不是这样的。后来李慕白的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出钱把他送到当时很有名的西洋画社团“白鹅画室”去深造。
李慕白学成后，依旧回到父亲的画室工作，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李慕白16岁就来我家学画了，他说，我生是杭家的人，死是杭家的鬼。
父亲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的国画老师何逸梅，后来也成了画室中的一名成员，抗战爆发后，他跑到香港去了，在那里模仿父亲的月份牌画，一时有“香港杭稚英”之称。父亲知道后，也并不介意。
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港漂”何逸梅又回到上海，父亲照样接纳他，专门在家里为他搭了一个阁楼，老婆孩子一家都接来住了。
拒绝给日本人画东亚共荣圈的画，画室的运作突然停滞，一大家子只能靠借钱度日。
黄金荣60大寿那年，要父亲给他画像。
上海滩上，但凡有人要开店，店堂里就要挂一张黄金荣的画像，这样，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欺负了。
但是黄金荣很不好画，因为他一脸麻子，画出来也不美。要是美化他了，把他的脸画光卷漂亮了，又像拍他马屁一样。父亲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感觉。
父亲对来人说，我不会画男人，只会画女人。然后就逃到苏州避难去了。
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上海，他们知道父亲是画界的名人，想让他画大东亚共荣圈的年画，画日本和服美女。
家里来了个矮矮的日本军官，带来了20根金条，一根10两重，等于是二百两黄金。
父亲有自己的节气，也不想和日本人起正面冲突，那个军官带兵来的，都是关东军。
他有气管炎的毛病，平常咳得重一点，痰里会有鲜血。那天，父亲拼命咳拼命咳，咳得手发颤，手帕里都是血，一副病态。他和日本军官说，我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画画的。
日本人也没办法，他们也不硬来，就扬长而去了。
父亲工作室的收入完全是是靠画画稿的，这样一来，他也不敢再接别的画，一大家子从此断了收入来源，只能借钱度日。
母亲去买“户口米”，是要编号和排队的，那点米，40几口人怎么够吃。母亲就和佣人去北火车站那里，那里每天有从无锡农村来的小贩，他们卖米，还卖点番薯杂粮。
这么时尚，他的创作当然就与众不同。父亲笔下的月份牌美女十分新潮，旗袍开衩的高低，旗袍领口的宽窄，露多少面积的胳膊，露多少脖子，旗袍上的图案是方格子还是碎花，是藤蔓还是团锦，几乎成了当时上海滩名媛佳丽们的流行风向标。外乡的女人们也在偷偷效仿。
原先免费派送的月份牌，一下子变了发布时尚信息的媒体，商家们越发来劲了，父亲的订单越来越多。
父亲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可观，有800银元的收入，远远高于洋行买办、高级白领。
父亲十分讲究仪表，他的衣服，布料都从“信大祥”买，他做西装，都是裁缝来家里量尺寸的。记得父亲有件衬衫，袖口做得十分考究，袖扣是金子和翡翠搭配起来做的。每一条西裤的裤线都烫得笔直，这种细节，父亲从来不肯马虎。
因为那是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社会，父亲的很多开销都花在这些地方。
据我的姨夫李慕白回忆，那几年，父亲进入事业顶峰期，人手根本忙不过来，李慕白和父亲的同学金雪尘，就在那个时候加盟画室了。
李慕白和金雪尘，也是中国月份牌画坛上的两员大将。李慕白擅长油画，对印象派很有研究，金雪尘的风格是中西皆备，尤其擅长画景。
父亲和他们两位的合作方式十分奇特，常常是一张白纸上，李慕白先画人物，画到八成，金雪尘就能在人物之后配上景物，同人物先后呼应，最后由父亲作整体调整、润色，配合得天衣无缝，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
今天看，就带点儿“工作室”的雏形了。
在这样一个合作紧密的团队里，出品就比较快了，一年能画80多张。
画室一个月的盈利很结棍(厉害)，有800银元的收入。当时上海的洋行买办，高级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也只有300银元。
依父亲的收入，买辆汽车已经绰绰有余。当时，上海滩很多人还买不起汽车，黄金荣、杜月笙也只有一辆四匹马的马车，已经算是阔佬级别。但父亲没有买汽车，他买了一辆私人黄包车，用来出行，他其实相当节俭。
父亲要养活一大家子，40几号人，每天要开伙，有点“孟尝君，食客三千”的味道。画室成员和他招收的学徒，都住在我家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画室实行按劳分配，很公平。
学徒们总受父亲的鼓动，经常在一起踢足球，办家庭舞会，父亲觉得，要是学徒们的业余时间没有娱乐活动，他就非常不安心。
李慕白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送他到有名的西洋画社团去深造。
父亲善于接受新技巧，现在叫“与时俱进”。
照相馆修底版用的喷枪，人工打气的，父亲会想到拿来用在绘画稿中，用来调匀色调。佣人给他打气，扑哧扑哧打足了，父亲喷上一阵子，气没了，佣人再打。
他用的也是最好的进口喷枪，所以，画的色调特别柔和。
他发现挪威产的卡纸，又叫“马头纸”，肌理细腻，纸基坚实，又发现美国出品的16盒装水彩色相很鲜亮透明，就直接从挪威和美国订购。
父亲也不保密，掌握了什么新鲜技术，都会告诉别人。
他与同道之间的关系相当随和、有亲和力，对师徒关系也看得很超脱。
那年头，从师就必须从一而终，像婚姻，这是铁定的规矩。有个国画家，他一个学生改拜别的画家为师，国画家大怒，一气之下，登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两人彻底闹僵。
父亲不是这样的。后来李慕白的画艺日渐长进，父亲觉得自己教不了他了，就出钱把他送到当时很有名的西洋画社团“白鹅画室”去深造。
李慕白学成后，依旧回到父亲的画室工作，两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李慕白16岁就来我家学画了，他说，我生是杭家的人，死是杭家的鬼。
父亲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的国画老师何逸梅，后来也成了画室中的一名成员，抗战爆发后，他跑到香港去了，在那里模仿父亲的月份牌画，一时有“香港杭稚英”之称。父亲知道后，也并不介意。
后来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港漂”何逸梅又回到上海，父亲照样接纳他，专门在家里为他搭了一个阁楼，老婆孩子一家都接来住了。
拒绝给日本人画东亚共荣圈的画，画室的运作突然停滞，一大家子只能靠借钱度日。
黄金荣60大寿那年，要父亲给他画像。
上海滩上，但凡有人要开店，店堂里就要挂一张黄金荣的画像，这样，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欺负了。
但是黄金荣很不好画，因为他一脸麻子，画出来也不美。要是美化他了，把他的脸画光卷漂亮了，又像拍他马屁一样。父亲不愿意给人这样的感觉。
父亲对来人说，我不会画男人，只会画女人。然后就逃到苏州避难去了。
抗战爆发，日本人占领上海，他们知道父亲是画界的名人，想让他画大东亚共荣圈的年画，画日本和服美女。
家里来了个矮矮的日本军官，带来了20根金条，一根10两重，等于是二百两黄金。
父亲有自己的节气，也不想和日本人起正面冲突，那个军官带兵来的，都是关东军。
他有气管炎的毛病，平常咳得重一点，痰里会有鲜血。那天，父亲拼命咳拼命咳，咳得手发颤，手帕里都是血，一副病态。他和日本军官说，我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画画的。
日本人也没办法，他们也不硬来，就扬长而去了。
父亲工作室的收入完全是是靠画画稿的，这样一来，他也不敢再接别的画，一大家子从此断了收入来源，只能借钱度日。
母亲去买“户口米”，是要编号和排队的，那点米，40几口人怎么够吃。母亲就和佣人去北火车站那里，那里每天有从无锡农村来的小贩，他们卖米，还卖点番薯杂粮。
杭鸣时介绍父亲创作“美女月份牌画”背后的故事
（来源：中国炭精画世界/作者：杭鸣时）
责任编辑：文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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