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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

《三晋都市报》:年近古稀追梦不已王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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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晋都市报(记者 冯迪
  
  他,生于五台,长于兴县。现年67岁。
  
  他没受过一天艺术专业系统培训,步入花甲时却成了一位书画家。
  
  他的“艺术人生”,令人联想到木匠画家齐白石的大器晚成。他的67年,也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回顾和品味一幅大时代下小县城中,拥有大梦想的小人物,交织着无奈与奋斗的真实画卷。
  
  
  
  1944年,他出生了。生下来就没奶吃,是姥姥用玉米面糊糊喂大的。
  
  如果一定追溯他的艺术启蒙,该是小学的美术课吧。那个年代的小学生何其幸福——语数两门主课外几乎天天都有音体美课,美术老师奢侈地有两位:一位刘老师主教画画,另一位裴老师主教手工。刘老师画什么都像,裴老师那双巧手,能用小木棍粘出精美的房子,用泥捏出栩栩如生的葫芦、鸡鸭……孩子们都入迷,而他更入迷。他比别的孩子画得更好、捏得更像。一下课,他总会缠着两位老师,他们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他画狗画树,画同学玩耍,借来小人书描着画……帮大人烧火做饭,他常常一边捧本连环画看,风箱拉着拉着,锅里的汤溢了,要不就是火熄了,惹来母亲一顿责打。
  
  但若说当个画家,他是想也没想过。他不知道画家啥样儿,也没见过画家的画啥样儿。那时候的兴县县城,惟一的美术作品,也许就是年画和窗花吧。他只是爱画,想画,见什么画什么。仅此而已。
  
  
  
  上初中后,“大跃进”开始了。功课似有似无,他对画画的渴求却深了一步。偶然见到太原一家美术院校函授炭精画的招生简章,他寄去学费,得到寄来的一本教材和一盒炭精。照着教材,他开始学和练。不想,成就了他人生的第一项事业。
  
  简单说,炭精肖像就是借助专用的放大尺等简单工具,严格按照比例绘制肖像。照着一张1寸见方的照片,可以将画像放大许多倍而仍完全肖似——半个世纪前,拍照还算是件奢侈的事,并且因为技术原因,即使照相馆放大的照片也没有这样画成的清晰。他的这门手艺非常吃香。初中毕业的他在街头摆个地摊,给人“放相”,一张赚5元,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赚三个5元。当时做教师的父亲月工资不过30元。
  
  那时候,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进趟城照张相并不容易。他赶集赶会走乡串村,给人画像放相。村民总会围过来看,一边发出艳羡的啧啧声。凭一盒炭精,一个小马扎,他走南闯北,画到了省外。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他已在全县颇有名气。
  
  这份名气传到了县文化馆。馆里找到他,希望他参与“社、村、家”三史展览的绘制布展工作。这也许是最早的面向农村的文化宣传工作。每月45元的工资,远逊于自己放相的收入,但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有单位愿用他就高兴极了,不去想什么报酬与前途。和馆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一起,每天画画弄图片,至今他不知人家的来处与背景,只是埋头工作,只有“怎么画更好”的借鉴与交流。
  
  但这份工作总有说不出的不自由。每天按时上下班,画的全是展览教材的规定内容,那种沉闷,令他天性中的某种渴望窒息。
  
  直到有一天,山西大学一批学生到兴县来采风,街上,道边,到处有他们架着画架写生的身影。这批服装与神情都迥异的外来青年,以及他们笔下他从未见识过的线条与色彩,都令他兴奋、惊叹和向往。原来这个样儿才是画画!
  
  他痴痴地站在人家身边看人家画。人家不理会,他也不开口,就那么痴痴地看。一站一看就是一天。
  
  三
  
  时光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四清”运动开始了。他的爷爷曾在国民党军中任师长,他家被划成“反动军阀地主”。这样的出身……但彼时的兴县还是安静的。他不过是随着许多人一起,从县里下到农村去插队。体质单薄的他种不了地。一年后他回家来补习功课,预备考高中。上了高中,他的梦是接着考大学,考美院。从太原来的那些写生青年早就走了,但他们刻在他脑子里。他想做和他们一样的人。
  
  北京有他一位亲姑姑。姑姑、姑父都是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教授。1966年春天,他头一次进北京,住在姑姑家预备考中央美院。姑姑告诉他:“不要听你爸的话早早结婚,安心考大学才有前途。”
  
  姑姑一家住了差不多半层小楼。那种木地板的高级小楼。有什么需要给学校打个电话就有人来办。在姑姑家,他亲身体会了高级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尊重与待遇:知识太重要了!它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境遇。
  
  在赴考中央美院的人流中,他分外地感到疏离:别人都背着画夹,只有他没有。他从来就没有过画夹。他真想有一个画夹!他向姑姑提出要一个画夹。“你要考上了就给你买。”
  
  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画夹。不久在天安门广场,他亲眼目睹了以前只在报纸上见过的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等人弯着腰被批斗。没有人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回到兴县,他接到了中央美院专业课通过的通知书。但“文化大革命”接着就开始了。
  
  学自然是上不成了。他也就结了婚。23岁的小伙子得养家。好在,他总是凭着灵活的头脑和闯劲儿把日子过得不错。他做过油漆工,印过红旗,在玻璃上刻画毛泽东像。他自己手工印的红袖章,一角钱一个供不应求,市场太好了。后来外地机印的袖章涌入兴县,不掉色,更抢手。腊月二十八他连夜赶到原平,给工厂的师傅塞了些钱将技术学到了手,回来接着稳定自己的市场。当时一包牡丹烟要5角钱,“县委书记也抽不起”。而他一买就是一大箱。
  
  批斗风终于刮到了兴县。安静的小县城日渐沸腾。他全家被游街。第二天他出逃了,最远逃到陕西。漂流凄惶的日子挨过了三四年。这中间他又多了谋生的本事:画炕围画儿和炕上铺的油布——用生桐油在白布上刷透了,再画上大红大绿的花朵。他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油布厂。
  
  那些岁月何谈画画?但只要能关起门来无事,他还是会悄悄拿起笔,画盆花,画萝卜白菜,画酣睡着的家人的脚……他专注地观察田间地头的一只喜鹊,一只麻雀,一棵开满花的桃树……油布上那热烈的色彩,那个灰暗年代中惟一合情合理合法的热烈的色彩,似乎为日后他专攻工笔花鸟埋下了伏笔。
  
  
  
  1972年,他回兴县后当过建筑工、电工。在每个单位都因为能画几笔、字写得好而颇受看重。过年人们都央他写春联儿。这也助长了他个性中的不驯:不管走到哪儿,得我想干啥才干啥。不能受制于人。不久,脑筋灵活的他调入县食品公司当采购员。采购员能四处出差,这给了他天大的学习机会。那个年代能坐上飞机的人少之又少,他却坐过6次。当时太原飞北京机票28元。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他钻到家里,平心静气画了一个月,画成一幅“报春图”,这是喜鹊在杏花枝上欢啼的工笔花鸟画。他揣着自己颇为得意的处女作,到太原找到山西美术出版社,希望能将这幅报春图制成年画。出版社领导带着他找到一位美术专家,鼓励指点一番,送给他不少国画资料书籍,鼓励他回家继续精进。他则不死心,转而再去《晋阳文艺》杂志社,这幅画于是成为《晋阳文艺》那期期刊的封面。
  
  1979年,命运转了一个弯儿。谁能说清命运转弯儿会带来什么呢?这年夏天,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在兴县落户的北京人。有感于他的热心帮忙与勃勃才气与求学渴望,对方介绍他去北京找自己的父亲:知名学者黄肃秋。黄先生曾与侯宝林同关一处牛棚。看过他的画,由黄先生引荐,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带着他拜见了常任侠(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他带着常任侠的引荐信,再辗转拜会了花鸟画大师田世光、俞致贞……
  
  辗转找到田世光家已是中午。他怕打扰人家休息,便在门外空着肚子等到下午,在围墙外见到有老者在园中浇花,猜想是画家本人,这才去叩门。一问果然,便呈上自己的画求教。古人程门立雪,他是田门立阳……找到俞致贞门下,年过花甲的俞老正在案上埋头画画,停笔谦和地指点并亲自示范……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傅抱石遗作展时,他一眼认出参观者中有吴作人,连忙上前展开自己随身携带的《报春图》请大师指点。吴老严肃看过,只说了一句话:“回去写字去。”
  
  大师的点拨令35岁的他铭心刻骨。就这一句话,他回去放下画笔,开始潜心练字,一写就是30年。同时大量写生。从1979年到1990年间,他每天最少写一大幅字。其后每天写一幅字练习一幅画,习作积了两大平车。调入县政府后他没有了生存压力,更其静心沉于书画。将办公桌围起来,别人在圈外跳舞打牌,他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写字。他的字已颇受好评有了身价,本人也已成为山西省书协会员,但他不足。他的梦仍是画。但他仍始终不敢也不能正式作画。“回去写字去。”这话始终在耳边萦绕。
  
  2003年的某一天,他突然觉得可以画了,在自己那张不足1平方米的画桌上,他提笔便画。一笔下去,满觉自由,豁然开朗。二十多年写生,花怎么开,叶怎么长,他已了然于胸。从此随心所欲。他追求飞动、性灵。
  
  
  
  他一向如此: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想,揣着理想和画作就去敲他认为该敲的门,或求教,或求助,头昂得高,却也听得进批评认得清现实。2003年,他带着自己的画再闯省城,此时距首次前来示画已时隔24年了。
  
  此次一闯闯到了晋宝斋。晋宝斋作价每幅底价200元,他心里不服气:自己30年的打磨不止这个价。但还是将画留下:这个阵地必须打开守住。此后,晋宝斋给他的画每年升价一格,到2010年,底价变为每幅1000元。
  
  以花甲之年,他又一次开始了闯荡书画商业市场的孤独奔波,能屈能伸,不退不缩。如今他是山西美协会员,也是全国数家书画院的签约画师。
  
  少年时的书画梦,老来才得圆。而他觉得不够,还不够。他还要充电,还要燃烧。
  
  现在他从《古文观止》开始,每天抄录一篇,写完就塞进炉子里烧了火。
  
  他来太原印自己的画册,住在陋巷中的简陋旅馆,每晚10元。在这旅馆里他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梦。“握管弄墨,诚之余中,行之余外;黑白世界,点线布白,有心而无心,有为而无为。追踪艺海数十年,不外乐问好学,学而时习。余于传统,不敢言创新,只求超越。然仅止于此,又孤陋寡闻,只恐贻笑大方。”他甘愿无怨无悔,无终无果地梦下去。
  
  王玉堂,这个父亲给他起的名字,被他在作品中改为了钰棠:玉不琢不成器,是为“钰”;堂有木而葱笼,是为“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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