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记者 吴昕）
　　
　　宝华路是西关书画“轴心”
　　
　　“西关不仅粤剧出名，其实书画也非常出名。”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牡丹书画院名誉院长程家焕在西关家中向记者一一诉说了西关书画的发展历史。
　　
　　“我今年69岁了，一直在西关居住，以宝华路为中心，在此期间曾经有30多位书画家、诗人等艺术家居住”，程家焕说，“从街头数到街尾，赵少昂、李曲斋、廖冰兄……都曾在此世居。”
　　
　　程家焕说，赵少昂的岭南艺苑，书法家李曲斋的泰华楼，距离宝华路数步之遥，目前故居是文化保护单位；廖冰兄在宝源路住过，广州画院原副院长黄志坚也住在宝源中约……
　　
　　程家焕说，“西关大屋形成的小巷子密布在宝华路一带，数步之遥，书画名家密集。我统计过共有赵少昂、廖冰兄、黄志坚、李曲斋、邓长夫、朱庸斋等30多位书画名家在此居住。”
　　
　　程家焕拜名师广交书画好友
　　
　　出生在宝华路附近的程家焕本来喜欢搞体育，擅长打乒乓球。在书画家耳渲目染下，喜欢上了画画。“不要学国画，没出息，赚不到钱；不如学画炭画，还可以谋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画国画的画家难以谋生，但是虽然街坊们频频劝说却未能改变程家焕的学画画的决心。
　　
　　1959年，十五六岁的程家焕在学校老师中打听到赵少昂弟子、花鸟画家邓长夫在逢源路居住，于是就恳求老师推荐，拜会了邓长夫。邓长夫推荐了陈子毅老师，后来，程家焕用真诚打动了著名画家陈子毅先生，终于收其为徒，从此就迷上书画。
　　
　　上世纪80年代末，程家焕用自己卖字画获得的资金，在龙津路成立粤雅斋，广交各路书画好友。
　　
　　艺术家扎堆叹早茶
　　
　　切磋画艺扶贫济困
　　
　　“我在西关还坚持每周日上午喝茶”，程家焕说，“在20多年里，我和卢有光等书画名家一齐在陶陶居、泮溪酒家等茶楼喝茶，大家一齐切磋书画技艺”。
　　
　　在一盅两件之余，这些书画家们除了切磋技艺外，大家还商量慈善义卖、帮助困难群体、助学等善举。
　　
　　荔湾区借文化优势
　　
　　不断推进艺术教育
　　
　　有人称，荔湾区是“诗人、词人和书画名家荟萃之地”，在岭南文艺史上享有盛誉。荔湾教育部门介绍，荔湾在学生艺术教育结合上，有着不可比拟的文化优势。
　　
　　据透露，荔湾区积极推进“五个一”艺术教育活动，即“每月一画，每月一家，每月一曲，每人一艺，每校一队”，让每位学生每月学习、了解一幅名画，认识一位名家，会唱一首名曲，每校有一支常年训练的艺术团（队），培养每生有一项艺术特长。
　　

‍　　海口网(记者 谈星余)“现在老街只剩下故事了，再过几年，连讲故事的人都没了。”这是2009年，骑楼老街炭画家吴坤仁给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总工程师刘涛说的一句话，让刘涛至今记忆犹新。就在刘涛搜集骑楼老街原始资料时，吴坤仁将他于1996年写的两份手抄本交给了刘涛，这两份17年前的手抄本，记录了这位老人对天后宫重建的期待，以及保留海口文化的执着和守望。
　　
　　手抄本记录天后宫盼修复
　　
　　2009年，吴坤仁过世，享年72岁，如今老街的博物馆内还留有他的炭画照片。吴坤仁自幼在老街长大，见证过老街民国时期的风采，也历经了新时期的变迁。
　　
　　天后宫又称天后庙，庙中供奉的祖位是妈祖。据资料介绍，天后宫始建于元朝，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年间曾多次修缮。该庙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是海口市现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古建筑之一。11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中山路骑楼老街87号的天后宫内，施工人员正不停地往外清运庙里的杂物。
　　
　　在吴坤仁分别于1996年1月整理的《海口天后庙的兴旺与灾祸》手抄本以及1996年9月写作的《浅谈海口天后庙与乱建庙祠》中，不仅总结了很多有关几百年来这座庙祠的风雨历程，还表达了吴坤仁对于天后宫迟迟未修缮的担忧与叹息。在《浅谈海口天后庙与乱建庙祠》中的一段，他就提到，1958年“大跃进”、“破封建迷信”时期，天后圣母木质神体被抛入长堤水中，庙中各式木质对联、匾横、石碑统统打碎；还有一段提到，该庙50多年没有修复，庙中木质建筑物已经腐朽，庙外顶上的建筑图案也已经倒塌……此外，吴坤仁在文中还多次表示希望天后宫能按照原样维修。
　　
　　预计明年6月完工并开放
　　
　　终于，今年10月底，海口市文物局招标单位开始对天后宫进行修复。据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山路天后宫在修复前是商铺用作仓库的，是私人所有，后来才被政府收回。
　　
　　早在几年前，海口市文物局就已委托北京一家设计单位在现场勘查，之后制定出了一个修缮方案，现在就根据该方案以及和天后宫最后保存的清朝风格、工艺和材料修复。“破损厉害的需要换掉，不严重的需要加固。遇到虫蛀的需要化学物质填充。”据该负责人透露，天后宫大约在明年6月完工，并向公众开放。
　　
　　

‍　　广西新闻网（记者 邓昶）一双旧运动鞋，一张简易小桌子上放着各类黑色的画笔，一块起毛的木板上夹着画纸，一双被炭染得黝黑的双手在白纸上游动，一团团被染黑的棉花在画纸轻轻擦拭，一个因认真而紧皱着的眉头，一个多小时后，一位老人拿着一副栩栩如生的人像微笑着站在我们面前。近日，记者在南宁街头采访到了街头绘画的劳景铭师傅。
　　
　　现在已经60岁的劳师傅谈话自如，精气神都很好。劳师傅说，因为喜爱艺术的缘故，所以心态会很年轻，不认老，不服老。劳师傅介绍道，炭画是一种民间艺术，因能够保存很久所以一直流传于民间。九十年代这里有二十几位师傅都画炭画，很是繁荣。但由于摄影器材和数码产品的普及，炭画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当初的繁荣，如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坚守在那。
　　
　　1989年，劳师傅来到朝阳广场与金山广场的交界地。在这个地方，他铺开画板，挥动画笔，开始了自己街头绘画生涯。
　　
　　1990年，一位来自东北的广西大学教授请劳师傅帮他父母画了两幅油画肖像，至今两幅画像保存完好，该教授也因为劳师傅传神的画功偶尔来看望劳师傅并聊天，直夸他画得传神。
　　
　　1997年，劳师傅发现炭画保存时间更久更受顾客亲睐，拥有好基础的他自学炭画，由油画转向了炭画。
　　
　　2013年，劳师傅已经在这里第24个年头了，他究竟画过了多少画像，听过多少人的故事，劳师傅都已经不记得了。
　　
　　劳师傅说，再画两年我就不画了，年纪大了，小孩也大学毕业有工作了，自己的家庭负担小了很多。但如果我不画了，那些老顾客也肯定会找到家里去，因为这个老艺术已经很少有人在画了，真希望以后还有年轻的一辈接手，让这个艺术，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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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
　　
　　创作多幅毛泽东画作，举办大型版画作品展
　　
　　太原市小店区，69岁的王保旺老人从小自学画画，并通过书信拜国内连环画创作名家顾炳鑫、孟庆江为师。在王保旺的一生中，他敬仰毛泽东，从研究毛体书法到研究毛泽东画像，长达40年之久。近年来，他创作了50余幅以毛泽东肖像为主题的版画作品，将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王保旺被誉为“三晋红色书画第一人”，这位民间艺术家的版画作品在太原举办了大型展出。
　　
　　两地书信与名师“远程”学习
　　
　　王保旺7岁开始便临摹古代和现代名人书画，1963年通过书信，认识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著名画家顾炳鑫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主编孟庆江，并由此开始了与名家的“远程”学习。
　　
　　在王保旺的案头，一沓泛黄的信件是他一生的财富，因为这是顾炳鑫和孟庆江两位先生给他的回信。王保旺和顾炳鑫从未见过面，但就是通过一封封信件往来，王保旺的绘画艺术和书法技巧逐渐走向了成熟。
　　
　　爱好书画的王保旺初中毕业后成为村里的宣传干事，他从1967年开始绘画毛泽东油画的肖像作品，并在周边几个村里进行展示。在太原儿童公园展示期间，他绘制的巨幅毛泽东肖像得到了大家的喜爱。王保旺说，“那是我第一次到太原，并且慕名找到了山西人民出版社，偶遇北京的孟庆江老师，他当时正好在社里创作刘胡兰的画册，我也有幸和他结识，得到了他的指点。”
　　
　　贵在坚持是王保旺的人生信条，也正是如此，他从初出茅庐的小卒，变成了自学成才的“草根”画家，甚至因为画画，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但在他的骨子里，依然秉持着农民内心的朴实和诚恳，他只希望能用手中的画笔，为后人留点什么。
　　
　　为了创作书房一待就是一天
　　
　　走进王保旺家，记者立刻被眼前的毛泽东画像以及版画作品所吸引，因为版画中的毛泽东形神兼备，而由他临摹的毛体书法，笔力刚劲，如行云流水一般精妙、磅礴。要知道，王保旺能有今天的“造诣”绝非一日之功，他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临摹毛体书法，篆刻毛泽东肖像版画，日复一日地坚持创作，就在一画一写之间，走过了40余年。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数十年坚持这样的艺术方向时，王保旺说：“我非常敬爱毛泽东，因此才认真研究创作毛泽东书画作品40多年。”为了学习毛体书法，王保旺曾经倾其所有，购买了整套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书籍、毛泽东书法大字典等等。除了临摹之外，王保旺还翻阅了各种历史常识，用心感受毛泽东在书写某篇诗词时的时代背景和心理感受。在他看来，要想得到毛体神韵，就要做到字体和内心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每每临摹完一幅毛体作品，王保旺还会在作品左上角用毛笔勾勒出毛泽东的头像。
　　
　　王保旺刻画的毛泽东肖像版画数量非常多，呈现了毛泽东本人不同年龄、不同时期的相貌，完整展示了一代伟人的一生。拿着创作好的版画，王保旺用手仔细抚摸着，这是他多年的心血，光为了选择篆刻版画的木头材料，他就挑了4年之久，而且在纂刻之前，他通常会将毛泽东肖像画在宣纸上，然后进行仔细修改，最后才会用印蓝纸拓在木板上，再进行多次修改后，最终才用刀子一笔一笔刻画出来，这样的过程听起来简单，但对于操作者来说，劳心费神。“在书房里，一待就是一天，没天没夜地画，根本不让我们碰他的东西，可是他年龄也大了，我们心疼啊。”听见老伴在一旁发起了牢骚，王保旺憨厚地说，“她不懂，别听她的。”
　　
　　未来创作想刻大体量版画作品
　　
　　12月初，王保旺曾经在省城举办过大型书画展活动，山西大学美术系史秉友教授对他的画作赞不绝口，甚至邀请69岁的王保旺去学校做演讲，“现在专门学美术的学生临摹功夫都很差，你是业余出道，可是从临摹到创作，都远远胜过科班生。”
　　
　　创作版画之初，王保旺希望创作56块版画作品，因为这象征了56个民族大团结，而通过近十年的创作，这个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了，但是在他心中，又燃起新的火花，“现在刻好的版画都是小体量的，我想刻一些两米的大体量版画作品，刻好后大家还可以直接拓上宣纸拓印，这样就可以把红色书画作品流传下来，也可以让毛泽东的形象更加深入千家万户。”王保旺说做就做，他拿出了几幅画好的肖像画，在这些画作上，他更加注重作品的意趣和情感的投入，在毛泽东的肖像背后，画上了井冈山、宝塔山、天安门等，也借此呈现了毛泽东走过的革命路线，颇有教育意义。

‍　　贵州都市网（记者 蛮子）日前，在贵阳市南明区大南社区的万东桥下一间工作室，王国胜老师完成了悉心久仰的那幅毛泽东主席炭画，栩栩如生的画像生动地释放出他内心对开国领袖的深情与敬爱……
　　
　　作为从解放前走过来、现年已经72岁高龄的王国胜老师，几十年来对用炭画方式绘画毛泽东主席的画像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王老师几个月前就在构思一幅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以此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王国胜老师是中国书画研究院研究员，国家一级炭画师，他炉火纯青的炭画技巧，能让每一个珍爱艺术的人能得到一个新的感动、一个新的满足。
　　
　　王老师炭画功底源于火热的工矿生活，1970年至1998年王国胜在贵阳矿山机械厂做宣传工作时，尽管厂里的宣传范围十分有限，但王国胜总乐于用炭画宣传一线工人，或为热火朝天的厂矿工作场面画些素描什么的。一晃28年过去了，1999年初王国胜退休回到了家中，与炭画有着几十年不解情结的他在家中又操起了画笔，在艺术天堂进行耕耘和追求。他在废旧画刊中搜集到一些伟人的画图，一边整理珍藏，一边用炭粉绘画，一幅幅作品在王老师的二次创作中再现了历史，也受到邻里乡亲或友人的赞誉。不久，王老师将自己的工作室搬进了贵阳市南明区阳明路花鸟市场，后来因阳明路花鸟市场改造，王老师又将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仍然属于大南社区的万东大桥下。如今十年又过去了，王老师说：他每天一开门，他的炭画作品就吸引人们流连忘返。王老师的炭画精细传神，画出了人物的神韵，也勾住了一些绘画爱好者的心灵向往。近十五年来，王老师先后接纳培育了数百名学子，目前他的弟子遍布五湖四海。另外，王老师的炭画作品由于涉及不同人物，还无国界地漂洋过海，先后被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地游客选购收藏，许多作品获奖。
　　
　　2004年，在建国55周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的两部画册中，王老师的十余幅伟人画作品获金奖。2006年参加全国和谐书画大赛获一等奖，2012年全国著名收藏家收藏了他画的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十幅力作。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王老师悉心创作完成了两幅大型代表作《中国梦》、《龙腾天下》，两部作品气势磅礴，有相当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目前，王老师正在积极筹备大型个人炭画精品展，以此向祖国献礼，给关心和喜爱炭画艺术的人们一次回报。
　　
　　

　　华西都市报（记者 胡月）“岁月终将老去，生命不曾离开。”在炭画艺人尚礼军的眼中，人并无在世与已故之分。20年，他在内江街头支起画架，在炭粉的浓淡之间取舍，笔下定格了近5000张或悲或喜、或年少或苍老的面孔。
　　
　　一日清晨，沱江之上的雾气尚未散去，尚礼军已来到西林大桥桥头的北街路口，支开画架、拿起画笔，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炭精画曾鼎盛一时，内江街头大小炭画艺人多达20余人。但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这项传统技艺日渐式微。如今仍以此为业的，已寥寥无几。
　　
　　现状：传统炭精画，渐渐消失的民间技艺
　　
　　炭精画是我国一项传统民间美术，俗称“炭画”、“炭像”，源于国画，又更优于调剂、调水和颜料的表现效果，长于写实。作品或黑白、或彩色，色调柔润，层次丰富，永不褪色。
　　
　　炭精粉轻如尘灰，炭画艺人用胶布缠紧毛笔笔头，只留出或粗或细的笔尖，沾取炭粉涂抹作画。在一张素描纸上，参照相片比例，炭画艺人用铅笔在纸上划格，从眼部画起，用铅笔勾勒人像轮廓，再用炭粉涂抹……炭精画的步骤简单，难点却在于对炭粉浓淡色度的把握。
　　
　　目前，全国民间炭画艺人约60人左右，尚礼军名居其一。而他最擅长，就是绘画写实人像，尚礼军自信，他的画作能与相片的相似度达到95%以上。一幅人像画，约需2-3个小时的打磨，而他常常一画就是大半天，“要画得‘真’，必须要有耐心。”
　　
　　内江城区原本20余人的炭画师队伍的消失，尚礼军认为，一方面是受到数码摄影技术的冲击，而更多的还是由于炭画对写实度要求高，画作稍微走样，就会遭致顾客不满甚至退货，“时间久了，耐心也没了，”绝大多数人都不再画炭画或索性改行经商。
　　
　　故事：出身书画世家，拜师学艺为谋生
　　
　　尚礼军的外公周悟庄，是张大千金兰师兄陈石渔的弟子。外公早逝，尚礼军未能得到他的亲传。在他小时候，外婆常拿书报上的画片，让他照着画。“觉得画画很好玩，”外婆的启蒙，让尚礼军从此迷上了绘画。
　　
　　1993年，16岁的尚礼军发现，炭画艺人帮人画一幅像就能赚好几元钱，萌生了以此为业的想法。“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又能挣钱。”于是，他向当时颇有名望的画师李晓鸿求艺，开始了绘画之路。
　　
　　“只学了20天，”尚礼军当时并未意识到，这20天的学习，开启了他此后长达20年甚至更久的职业画师生涯。刚开始时，他在内江东兴区老街街头摆摊，2003年起，他将画摊搬到了市中区北街街口，“这里人气更旺”。
　　
　　时隔20年，他已记不清自己的一个顾客是谁，只记得“第一天就有两个人找我画”，第一单生意成交，坚定了他的决心。
　　
　　尚礼军说，相比从前，炭画不再风行，但仍有不少市民打听来到北街，请他画像。“炭精画可保存上百年不褪色，”守护着这一技艺，他坚信“传统的东西绝不会消失”。
　　
　　味道：画笔还原面容，记忆唤醒人情
　　
　　2013年12月18日上午，家住市中区桂湖街黄大爷如约前来取画。“老伴身体不好，趁她还在……”年过八旬的黄大爷从尚礼军手中接过画，细细端详了好久。他希望通过这一方式，留下老伴的容颜，“如果我们走了，儿孙们看着画像也许会想起我们。”
　　
　　像黄大爷这样趁家人或自己尚在世时，拿相片找尚礼军画像的人很多。尚礼军并不认为画像定然与生死有关，而是其背后的“人情味”：“有些人可能很忌讳谈‘死’，但人终将会有那么一天。”
　　
　　尚礼军说，2013年12月16日，有个穿着时髦的女子来取画后，评价说“不太像”，让他颇有些意外。女子低着头喃喃说，画像上是她的父亲，“我爸爸走得早，才40多岁。”望着女子匆匆离去的背影，尚礼军十分感慨。他说，为已故的亲人画像的人很多，但画得再逼真，也无法改变斯人已逝的事实。在他们看来，相片代表残酷的现实，而画像只是艺术的再现，他们更愿意相信，亲人尚在人世。
　　
　　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在《旅行挽歌》中写道：“全部都是我的，但无一为我所有，无一为记忆所有。只有在注视时属于我。”在炭画艺人的画中，人生定格为一幅静止的特写。没有俗世凡尘的喧嚣，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不言亦不语，只有对这个世界的注视。尚礼军说，这正是炭精画的艺术魅力：相比随手可得的数码相片，手绘炭画在真实与艺术间留有空间，可以存放回忆、寄托想象，更具情谊。
　　
　　坚守：“兼职”卖起豆浆要继续画下去
　　
　　冬月过半，内江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常年在街头露天作画，尚礼军的双手又进入了“冻疮期”。为了供儿子读书，夫妇俩省吃俭用，一直不舍得花钱租房开店。
　　
　　“他很喜欢读书，”谈及10岁的儿子，尚礼军满面笑容。来画像的人越来越少，眼看儿子上学花销越来越高，他开始在画摊旁摆了一个简易推车，卖起了现磨豆浆。黄豆、红豆、黑豆、小麦、花生……七八样食材，加水打磨，不到两分钟便熬成热腾腾的豆浆。“买主喝好多，我就磨好多，”他坚持现磨，还要讲究营养搭配，每杯两元。
　　
　　“画到老眼昏花看不清为止吧。”对于未来，尚礼军并无更多打算，“从开始画画那天，就没想过如果不画画会怎么样。”他认为，不管处在什么时代，传统都不能丢，“记住彼此，是一种传统，也是传承。”
　　
　　

汕头经济特区晚报（记者 刘超群）随着数码相机、电脑的普及，曾大受欢迎的炭精画似乎风光不再，走遍城难觅这门古老民间艺术的踪迹。近日，记者有幸采访到郭惠洲，他是汕头为数不多的精通炭精画的民间艺人。
　　
　　画出来的“相片”栩栩如生
　　
　　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毛笔——记者来到市区公园路一家画像馆时，郭惠洲正认真地雕琢。郭先生今年六十出头，老家在揭阳榕城。从小就有画画天赋的他，十几岁从师学炭精画，二十来岁到汕闯荡，在中山路路边摆起画摊。为增进技艺，他还在艺术学院学了三年素描。
　　
　　在画像馆的墙壁上，记者眼前的一幅幅人物像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乍一看，如同黑白摄影照。而郭先生桌上的绘画工具仅是十来只大小不一的毛笔，一张照片，一个放大镜，一盒碳粉，一张纸。郭先生告诉记者，绘画步骤也简单，先量好画像的尺寸，接着勾勒出画像轮廓，随后再用毛笔把炭精粉涂在画纸上。
　　
　　然而记者看到有些原照斑斑点点、模糊不清，有的只是身份证的一寸相。凭借这些却要画出一张放大几十倍且一模一样的人物像，这不仅需要细致认真更要长年“耐得住寂寞”。“一笔一划都得小心，深浅马虎不得，如果不小心炭粉用深了，可不是用橡皮擦擦就了事，因为一擦整个地方就镂空，不协调了。”郭先生告诉记者，从头到尾，一幅画不容丁点差错，否则整张画就被毁了。他还说，皱纹比较难画，如果稍微下笔重了，皱纹便会显得生硬。一张４０ｃｍ×３０ｃｍ的画像，郭先生得花上三四天的功夫，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１０个钟头。正是郭先生精雕细琢，以及他极好地运用毛笔的大小、炭粉的深浅等，他画出的人物肖像不仅立体感极强、色调层次十分丰富又不失细腻逼真。
　　
　　炭精画可保存上百年
　　
　　粗略看，照片和画像上的人物一模一样，可再看，后者感觉更舒服。郭老先生解释道，这是他在绘画时的“小动作”。比如人物的头发眉毛不够整齐浓密，他稍微修饰下，如果衣服不够体面，他便擅自另“换”件衣服。果真，经过手工改良版的人物像不离本色的同时又平添几分美感。郭老先生告诉记者，９５％的顾客对他的画像都非常满意。“有的顾客一下子就拿来１０张相要我画。”
　　
　　如果说照相的效率和便捷使得炭精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那么有一点让相片相形见绌的就是炭精画的保存时间之长：“如果不受潮、不被虫蛀、炭精画可以保存１００多年不褪色，一般的照片十几二十年就泛黄了。”郭先生边说边拿出他三十年前的作品，“这张曾经浸过水。”即便如此，画像的精致清晰让记者十分惊讶。因此，虽然炭精画风光不再，但它的“复制”功能仍受到的青睐。记者在画像馆采访期间就见不少顾客登门。他们大都是因为家里老人相片年代久远而发黄褪色，想通过绘画的方式再现容貌。
　　

月份牌画的诞生，源于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1843年，上海被迫辟为国际通商口岸，然开埠结果，却迅速推进了上海城市的近代化。所谓“月份牌”画，就是此时欧美资本大量输入上海，许多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开厂设店，倾销商品进行广告宣传的产物。其形式是借鉴和运用了在中国最有群众性的民间年画中配有月历节气的“历画”样式，融入商品广告。最初，外国厂商聘请中国画师设计的“月份牌”画，画面除了商品宣传外，表现的大都是中国传统题材的形象，或中国传统山水，或仕女人物、或戏曲故事场面等。后来则发展为画面以表现时装美女为主要形象。艺术手法上初以中国传统工笔淡彩或重彩作表现，后来发展为以西洋擦笔水彩细腻的写实手法作表现，色彩明净鲜丽。

羊城晚报（记者 鲁陆）
　　
　　“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吟咏五代张泌这首《江城子》时，广州老城区大新路又忙开了。
　　
　　珍奇多聚大新街
　　
　　一位姓田的外省籍少妇乘辆面包车，目光向路两旁搜索，来广州１０年了，她才第一次到这条大新路，一眼瞥见一家“瓷相店”，欣喜地叫停了车子。
　　
　　拿出父母各一张遗照，她向店主说，希望清明前把“合照”的瓷相赶出来。其实，父亲去世已十多年，母亲才走３个月，一生没有合照过。这回，想做四套瓷相让亲属保留。交了６００元之后她终于满意地离去了，广州同事的介绍没有错。
　　
　　制作瓷相已有八九十年历史的大新路长１１０６米，明朝时称山茶巷，专售山货茶叶，后越来越旺，商铺鳞次栉比，招牌光怪陆离。当时流传一个故事：何巩道、叶符甥舅俩为比记性，来到大新街打赌“记诵各铺招牌名号，自街口至街尾，默识背写”，不相上下，舅舅突出奇招，居然把各店门联也背诵如流，于是胜出（何大佐《揽屑》）。当年大新街之兴旺可见一斑。清代之后，这儿渐渐集中象牙雕刻、珠宝玉器、乐器狮鼓等行业，“珍奇多聚大新街，翡翠明珠次第排”（清·《广州杂咏》），顺便插一句，当年朱光市长多次来到这里察看象牙制品，甚至考虑找一只特大象牙，刻一个２９层的象牙球送给毛主席，但后来没有找到而作罢。
　　
　　到民初，一种流传至今的新行当出现了——画瓷相。
　　
　　画一张炭相二百两银子
　　
　　瓷相是把人像（照片）画（复印）在瓷片上烧制而成的，有不褪色、不变质的效果，人们爱把先人遗照制成瓷相以便永久纪念。虽然其中工艺并不复杂，却与西洋画技法的炭相传入广州有关。
　　
　　据老画家吴子复回忆，辛亥革命之前，广州没有人画西洋画，西风东渐之后，尤其是一批在日本的留学生回广州后，办起一些美术培训班、美术学校之后，才“给了广州人以一种西洋画的正确的姿容”。一部分人开起“写真馆”，主要画炭粉肖像，称为“写实画家”，其实靠一把放大尺，从照片把人的尊容轮廓放在纸上，然后一手拿放大镜对照片，一手拿蘸着炭粉的毛笔在画纸上涂光暗，画出来真有那么回事，比传统国画的人像逼真，可谓令人耳目一新，但那时是高级消费品，动辄一二百两银子。后来，人们不满足黑白两色，又按水彩画月份牌的办法，用中国传统笔墨加色添彩画肖像，但那种“画家”没学过人体解剖，画起那些花枝招展的病态美人，既没有立体感，更谈不上生气，有如平板的剪纸。
　　
　　尽管如此，这种行业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对于上了年纪的人。
　　
　　自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之后，摄影术传到沿海城市，１８４６年香港有了摄影店，随后传入广州。辛亥革命之前，士大夫们是不愿照相的，传说“影相机”是洋人“收魂摄魄”的怪匣，一旦被摄，会“失魂落魄”，一命呜呼。也有人认为，照相机底板上的人的映像头朝下脚朝天，照一回相倒楣一次，因此对摄影说“不”。相当一个时期，仍是钟情于画像，有人贪图虚荣，穿上官袍请画工画全身像挂在堂中炫耀，光绪时特别流行。据说西关乞王陈起凤亦如此炮制过，以至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真的入了仕途。而那些来不及画相的人咽了气之后，家人请画师来，揭开殓布着着实实看几眼，把脸上特征牢记于心，回去慢慢细描，遂成“喜神”。当时画活人称之为“小照”，画死人称之为“影像”（后来照相馆把两者结合成“照像馆”）。
　　
　　当炭相兴起后，怕照相的观念奇特地得以改变，尤其老人。人老之后，有钱人即朝衣朝冠，摄出袍褂整齐如见大宾，手里拿半启折扇的半身相悬挂室内，留作身后放在出殡队伍中的“真亭”（专门放死者照片的“纸亭”），丧事办完则放在家中“神位”，代替“神主牌”。而另一些人先拍张小照片，去世后家人会把遗照请人绘成大张的炭相用作办丧事。
　　
　　画炭相这行从艺术角度来说，多属于工匠所为，故地位不高。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广东全省美术展览会开办“西洋画展”，先在今北京南太平沙筹备处设立送展作品审查处，其中规定，凡炭相一律剔除，结果把一位官太太得罪了。她在闲得无聊时“精心炮制”的“画作”被扫地出门，气愤难平，于是带了两个士兵到筹备处对评审喊打喊杀，大有“拉人封屋”之势。幸而这次美展的头头由省长杨永泰兼任，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
　　
　　上不了大堂，生意还是要做，广州一批画炭相的流动画师手提画夹，放几张“范本”，走街串巷兜生意，讲妥价钱，把顾客照片带回炭相行，画好后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广州生活过的许多名人，康有为、张之洞都在西关画过炭相。然而，炭相毕竟画在纸上，日久褪色，也经不起风吹雨打，更怕蟑螂老鼠，瓷相不可避免地诞生了。
　　
　　景德镇师傅来了
　　
　　大新路为何瓷相行能独树一帜，父子相传、至今还在大新路开店的年近花甲的朱肇煌师傅介绍，这与一批早年到广州的江西人有关。这一说法也得到原大新路瓷相店“莫与京画室”的老板、年近古稀的莫师傅的证实。莫师傅父亲早年在十八甫经营瓷器店，请了景德镇的技工前来自绘自烧。原来，康熙时景德镇陶瓷艺人杨快、曹琨率先来广州，当时广州是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杨曹二人成了近代广州瓷绘业的“祖师”，后来更引来大批江西师傅。广彩业每年农历八月初四还举行“师傅诞”纪念他们，这一习俗解放后才中止。江西师傅所在瓷器上描龙绘凤的手工娴熟，进而得知他们亦能绘人物肖像。聪明的广州人利用他们的技艺，自己出资开起瓷相店。当时大新街手工艺产品商铺集中，客人终日川流不息，于是一家、两家、三家……相继建起了十多家，成为大新街一景。１９３２年，市政当局扩建马路，大新街变成大新路。随着摄影普及，干脆把照片直接印在瓷碟上烧，那工艺并不复杂：在瓷片上涂上重铬酸铵（或钾）作感光剂，其余工序与晒相无异，但它多了一道“烧制”，家备电热烤箱，加热至摄氏８００度以上，视瓷片多少，长者烘４—５小时，短者二三十分钟，然后让其自然冷却，永不褪色的瓷相就做好了。
　　
　　每年清明前后、春节前后，瓷相店生意特别兴旺。春节前后多人办喜事，旧俗中男女双方进入“文定”、“大礼”时，男方要把聘礼放在祖宗神位之前，迎亲中还有系列“谒祖”程式，为求吉利，一些人家会把家中神位整饰一新———取下神主牌换上瓷相。办丧事设灵堂，更离不开瓷相，家中中堂方案前搭屏门，左右各有一名纸扎的“笑口童子”，一持“西方接引”、一持“极乐世界”的素幡，正中就是死者遗像，于是，孝子贤孙披麻戴孝，在先人面前磕头作揖。
　　
　　大新路在民国时期几十年，逐步浮现出几家出名的瓷相店———“肖像”、“英明”、“莫与京画室”、“唯妙”、“美的”。抗战前，国画大师黄幻吾、黄幻鸟兄弟在大新路开办“幻吾画社”招收学生，可见大新路画相风气之盛。解放后，公私合营，瓷相店一度归入市服务局管理。广州几家大的殡仪馆———“别有天”，“粤光”以及后来合并成的广州殡仪馆等均与瓷相店挂钩，作为服务项目之一，要画遗像的，殡仪馆与瓷相店接洽，于是，有了专门的业务渠道。朱师傅记得，接画古大存同志的遗像，他加倍精心，画了两三天，而平常画一张有一天就可以了。莫师傅说，银河公墓的瓷像画过多少，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瓷相沉浮见风云
　　
　　当然，零散炭相瓷相生意常年都有，为展示实力，每间店一定在门口陈列本店作品。解放前，除画些美女外，也画当朝武将做招牌，全副戎装，肩佩丝穗，满胸勋章，以表现骁勇之威武。据莫先生回忆，解放后情况有了改变，武将少画了，多是画艺术明星肖像，白燕、夏梦、赵丹、白杨等，还有那张由广东籍的新华社记者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更作为“经典之作”，丝丝皱纹，缕缕胡须清晰可辨，成为每家炭瓷相店必挂的作品。到６０年代前期，受了外来摄影作品的影响，开始有人画外国摄影名作，如月色下斑驳的树影，穿着雨衣穿行雨中，那隐约的水影，变幻的光斑，非常能显示绘者把握光线的技巧。莫先生记得这样一件事，有次店门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通过陪同的翻译得知是驻穗的外交人员，对几张外国题材的炭相爱不释手，立意购下。莫先生为难了，这些“招牌货”工夫多几倍，只能作为陈列，若按其本来价值必贵几倍，会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无奈只好婉拒。没想到老外不罢休，拿出相机将炭相一张一张拍下，才满足地离去。从６０年代中期起，社会革命气氛逐渐升温，三学（大庆、大寨、解放军）运动如火如荼，瓷相店的陈列又“与时共进”，换成雷锋、向秀丽等英雄人物。当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汹涌而来时，大新路也掀起了波澜，莫说玉器象牙雕那么多花鸟鱼虫，“才子佳人”，炭相瓷相更是乌七八糟，穿西装的“媚外”，戴瓜皮帽的是“黄世仁”，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先生还记得，那天来了一班红卫兵冲入店门，不由分说见瓷相就大发“造反派的脾气”，一时间，乒乒乓乓，呕心沥血一件件作品全变成一地白碎花，连最得意的那张穿着大元帅服的孙中山先生像亦难幸免，真令他欲哭无泪。而莫师傅却耍了一点“花招”，红卫兵到店门时眼傻了，展览台上一色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连雷锋、向秀丽也暂时收起了。下不了手，红卫兵也不善甘休，逐张炭相、瓷相审看，在小将们的“金睛火眼”审视下，终于发现了“重大问题”———原来一张“毛泽东写毛笔字”的炭相的一角中，竟然多了一个莫先生自己的署名，罪该万死！于是立即封铺，贴满了大字报……终于，大新路炭相店土崩瓦解了，所有小店全部被勒令集中成立“大新联合画相店”，下放街道劳动服务公司管理。
　　
　　十年浩劫，一场恶梦。当我们社会进入新时代之后，情况发生大变化，再无人干涉画这画那了，红白喜事，循例随俗，生活的自由度加大，炭相、瓷相生意不但趋于正常，应用范围还有所发展。台山附城镇一位旅美的老华侨，走不动了，寄回乡一大笔钱建学校，镇里为表彰他的功迹，特地来省城大新路为他制了一幅１２英寸的瓷相挂在学校供师生瞻仰，这类事情在侨乡并不少见。
　　
　　然而，时代毕竟在进步，当年显得十分稀罕的照相，如今大大改观了，相机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上膜、过塑等长久保存相片的技术日臻完善，所以，画炭相、制瓷相这一行业不可避免地式微了。大新路如今只剩三两间维持着，老字号“肖像”瓷相店也随起大流，改作卖鞋了。象牙雕刻店因保护野生动物，失去象牙资源，更是后继无人。瓷相这行业会不会被淘汰呢？朱先生笑了笑，我也承认生意会越来越难做，但它不会消失，如今长寿路、文昌路、人民路等，零零星星还都分布着。因为人们还有需要，如立墓碑还只有镶嵌瓷相，才经得起日晒雨淋，经久不衰。
　　

广州日报（记者 黄蓉芳）“这张是孙中山……这张是齐白石，他的每一根须发，都是我利用碳粉‘留白’和‘镂空’的技法‘画’出来的……”一个雨骤如注的秋日午后，一个老人，站在广州珠光路仓前直街街口的绿色雨棚下，把一张张画像举在脸前，一一指认。
　　
　　老人叫邓根国，今年65岁，是个10岁即入行的炭相画师。
　　
　　神奇炭相：
　　
　　久不褪色的“照片”
　　
　　邓根国说，炭画跟其他画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工具：炭精粉。用炭精粉作画，保存时间长，“放100年都不会褪色”。而炭相，最注重对人物的临摹，力求与照片一模一样，可以说是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完美结合。
　　
　　邓根国坚持要把自己的炭相跟街头画像区别开来。他说，街头画像只能叫写生，而且是用线条表现的，而炭相是用色块表现的，精雕细琢，费时更多。邓根国说，他画一张12吋的炭相，需要八九个小时。而画一张1。2米的全身相更是需要几天时间。
　　
　　炭相世家：
　　
　　父亲画脸他绘衣
　　
　　邓根国关于炭相最华丽的记忆，是他10岁时父亲在沙河开的一间炭相店。“那时沙河驻有部队。部队里许多军官是外省人，他们都喜欢画炭相寄回家。”因为生意兴隆，小小的邓根国便和父亲“流水作业”。父亲画难度高的头部和脸部，他画衣服。
　　
　　跟当时的摄影技术相比，炭相永不褪色的承诺，令年轻的军官和军官太太们青睐有加。军官们拿着头戴风雪绒帽、肩上有军衔的照片，让邓根国的父亲画下来，寄给远方的亲人；爱美的军官太太们也纷纷前来，甚至还希望画师把自己画得更美些。邓根国和父亲于是就给她们的照片加一些彩色，尽管彩色相对容易褪色。
　　
　　辉煌年代：
　　
　　客从国外来求画
　　
　　邓根国曾在高第街对面的巷口有一个自己的店铺。那是1963年的事情。“当时每个月画炭相收入至少有30元。而当年广州的一级技工也就只有30元一个月呢！”
　　
　　1982年，邓根国在珠光路仓前直街街口重新画起了炭相，一画就是27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画炭画的最多。除了广州本地人，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还有在美加、欧洲、日本的华侨，都经常有人来找我画。那时候，我基本上会一天画两幅。”
　　
　　日渐沉寂：
　　
　　月赚百元喝早茶
　　
　　邓根国说，他给相熟的老街坊都是最优惠的价格：8吋100元；12吋130元；14吋150元，画12吋的客人最多。
　　
　　随着摄影技术的进步，邓根国的炭相摊位前逐年冷落起来。“以前我是每天画两幅，现在我是一个月画两幅。”尽管客人少了，但邓根国仍然每天在茶楼喝了茶后，都会回来坚守他的摊位。“每个月赚个两三百元，正好够我每天喝茶，这样也不错。”他乐呵呵地笑着。
　　

海南特区报 （记者 刘毅）一幅“刘德华”的画像常常令路过海口市新华北路的人们驻足观看，这是一幅用炭精粉绘制的画像，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人们会以为它是一幅黑白照片，因为它太逼真了。这幅作品的主人就是家住新华北路60号的叶保龙。昨日，这个炭精粉画世家的第二代传人韩翠琼和第三代传人叶保龙接受了海南特区报记者的采访。
　　
　　这个炭精粉画世家的“笔祖”是韩冠平先生，韩冠平老家在文昌锦山，自幼喜欢绘画，20岁时来到海口市工艺美术社打工。美术社里师傅的画艺让他钦佩不已，他边打杂边用心学习，数年之后，画艺突飞猛进，尤其擅长炭精粉画艺术。一些外地游客和外国朋友看了他画的惟妙惟肖的齐白石等人物头像，大为惊叹。韩冠平的女儿韩翠琼高中毕业后就师从父亲学习炭画，多年来，她勤学苦练，努力钻研，绘画水平不断提高，附近许多居民对韩翠琼画艺的评价是“画艺超群”，“画相逼真”。
　　
　　韩翠琼的儿子叶保龙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年仅28岁的他作为第三代传人，在继承了前两代人“九宫格画法”和“放大尺画法”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法——“克隆画法”。“他比我画得更好，更快了。”韩翠琼笑着说。
　　
　　“我们的绘画技法不会外传。”叶保龙说。他表示，如果有人想跟我们学习炭精粉画，我们也愿意传授；但是，我们只会传授这种画艺的一般画法和相关理论，“至于我们家独特的绘画技法，我们是不愿意传给外人的。”叶保龙说。
　　
　　当记者问他们愿不愿意将这种绘画技法继续传承下去时，韩翠琼表示，“走一步，算一步，跟着时代走吧。”他们说，他们并不是靠炭精粉画艺术生存，而是将绘画作为家族的一项传统，他们希望这种绘画技法能够传承下去，但是又不希望后代以绘画为生。“单靠绘画为生，生活会很艰难的。”叶保龙说。
　　

南方日报（记者 苏仕日）已有157年历史的清代建筑、东莞四大名园之一的道生园被夷为平地了。报道出街的当天，惠州的朋友在微信里问我，可曾有道生园旧照，她想看看遗迹。
　　
　　我惭愧地说没有，十分懊悔曾经与道生园的擦肩而过。多年前，在莞城老街走访时，同行曾跟我说起，荒草里有一座老宅子。可惜，我没有深入，只是扫了一眼。
　　
　　与我同样懊悔的有不少人。昨日傍晚时分，在附近工作的两位莞城女子前来“悼念”这百余年的道生园。她们小心翼翼地跨过一堆堆青砖，一名女子口中满是懊悔之词：“当年跟我表弟来时，就应该拍些照片，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夕阳下，让人心生悔意的道生园仅剩当年的红色石门孤零零地矗立在废墟上，令人怜惜。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何镜堂为道生园的拆除感到震惊。这位土生土长的东莞人曾去过道生园，在他的印象中园子非常漂亮。何院士不禁想问，这拆除是否征求了当地居民的意见，是否专家论证过呢？
　　
　　何止是道生园呢？老城区里，巨大的拆字写满了老街的柱子上，振华路早已拆得七零八落，不少骑楼成了弃楼，人民医院第一门诊部（红楼门诊）门前的一处颇有岭南风味的建筑也已经拆了一半，破败不堪。
　　
　　多年来，每一次到老街，那份静谧都让人内心安静，那份历史的味道让人怀念。似乎，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当年繁华，就能耳闻车水马龙之声。如今，更多的是让人想要匆匆过的感觉，满目疮痍，怎忍心多看几眼？
　　
　　何不让这份历史延续？其实，建设新城不一定非要大拆。老的东西更有味道，适当地改造老城将为新城加分不少。试想一下，修复后道生园与可园遥遥相望，通过可湖连成一片，与莞城老街融为一体。那么这一片区域的文化价值就提升不少，无论是通过三旧改造，还是在周围再起文化项目，文化底蕴有了，其价值注定要升值。
　　
　　昨晚，我再次走完老街，偶然听到两位路人的感慨。
　　
　　“道生园也拆了，可惜了。”
　　
　　“这一片要是好好规划，肯定是个好地方，可惜现在却成了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