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精画像”是中国民间美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仅具有绘制人像的实用性，还适合于制作巨幅人物、花鸟、山水画；以“细腻动人、层次丰富、永不褪色”的最大特点广泛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据了解，柳州市目前的炭精画师只有寥寥数人，这门手艺在柳州已经将近绝迹，炭精画作为一门民间艺术，需要艺人坚守下去，才能让人们重新认识和重视。

《乒乓世界》（记者 大舒）“10月18日”是中国著名乒乓球选手孔令辉的生日，特以“炭画孔令辉”为题纪念。
　　
　　孔令辉，黑龙江省哈尔滨人，世界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有“乒乓王子”之称。历年来在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男单排名中位居前列。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大满贯”得主。2006年正式宣布退役，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2013年正式担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总教练。
　　
　　

湖州日报（记者 徐斌姬）
　　
　　老街的炭画师去哪了？
　　
　　“母亲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张小的遗照，照像馆没法放大，邻居提议炭画可以长期保存，又显得肃穆庄严，所以这两天我一直在寻找炭画像的师傅，但没有什么收获。”话筒中，陈女士的声音显得急切而又无奈，她告诉记者，印象中原本衣裳街有两个炭画师，朝阳街也有一个，但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湖城人喜欢把衣裳街、小西街、朝阳街等称作“老街”，他们如同一条条历史文脉维系着市民的怀旧情结。在这些充斥记忆的街区，除了老弄巷、老建筑，老手工艺人遍布是老街一景，衣裳街上的知名画师姚林宝，甚至在网络论坛上被亲切称作“旧时光老人”。依然是凹凸的青石板，依然是粉墙、黛瓦、翘角、飞檐，昨天记者来到改造提升后的衣裳街，这儿正在举办的2012年新春集市吸引了无数市民驻足。转了一圈后，在衣裳街通往银泰商厦的一条巷子里，记者发现散落着刻章、配锁、修鞋、修表的摊子，却不见炭画摊的踪影。
　　
　　见记者张望，刻章的阿三师傅主动搭起话来，得知来者要找炭画师，他笑着说自己在衣裳街摆摊多年，和姚林宝是老相识了。“身有残疾、腿脚不便的姚林宝无儿无女，过去常常由徒弟梁美林推着，在街角摆画摊。老姚的炭画小摊一摆就是20多年，以专业画人像维持生计，老湖州人都知道他，早些年，一些人路过炭画摊，都会凑过来观赏，或要求现场作画。”继而，阿三师傅叹了口气说道：“你们找不到姚林宝的，今年7月份，他生病去世了。”看到记者神情颇为失望，对方又告知了梁美林的联系方式，并透露他的炭画功底也非常了得。
　　
　　稍后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梁美林，获悉有市民在找炭画师，他并不感到意外。“往年冬至前后，总有几个顾客找我们师徒俩画像缅怀故人。”梁美林告诉记者，26年前，18岁的他遇到了43岁的姚林宝，从此结下师徒情缘，来找他们画像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画像是为了寄托心底的一种思念。“后来师傅年纪大了，数码相机又普及很快，愿意花上一两百块钱画像的人越来越少了。师傅过世后，我在萧山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工作，现在就在那里上班。”梁美林说他也舍不得那些老主顾，也愿意像师傅一样夜以继日地趴在桌上，用画笔一笔一笔去安慰痛楚的心，但人的生存总是第一位的，眼下的形势靠炭画是养不活自己了。
　　
　　据了解，湖州炭画的历史比较悠久，大概从上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画炭画的摊子，画一张炭画当年曾是湖州人的消费时尚，而今这个行当日渐式微，可供盘点的从艺人顶多不过两三个了。
　　
　　姚林宝过世了，梁美林转行了，哪儿还能找到炭画师呢？为了完成陈女士的心愿，记者又寻访了湖城的小西街、勤劳街和朝阳街，最后终于在农工商超市门口发现了一个炭画摊，那儿挂着几幅镶着镜框的画像，上面是永恒的微笑和古旧的色彩。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摊主刘峥正对着一张残破的老照片，打格子、画线条、上炭精粉，一幅老人的面容在他的笔下变得完整而生动。“一个月也做不了几笔生意，除了画像，现在还兼营代写书信、协议等。”刘峥的眼神是落寞的，大多数时候他习惯望着热闹的街市发呆。长年静心屏气地画像，使年过六旬的他养成了温和的性情和良好的修养，至今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但他膝下并无弟子。尽管这是老人钟爱的职业，不过他心里很明白，已经没有多少人喜欢这门艺术了……
　　
　　有感于日益稀少的“独门绝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带来了民众生活方式以及观念的嬗变，炭画、剪纸、木雕、竹编、箍桶等湖州传统手工艺正逐渐与时代脱轨，许多老手艺走向没落甚至消失。在走街串巷的寻访中，记者发现凤凰一村的老修伞匠徐欣华已不知所踪，勤劳街年近八旬的箍桶师傅胥阿林也打算退休，勤劳街上的另一位老手艺人——做了20多年秤的潘新权去向不明……而且湖城的传统手艺人普遍都在60岁以上，绝大部分后继乏人，面对这般日益稀少的“独门绝技”，尽管心里明白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多少还有些惆怅，毕竟还有小众人群需要他们，毕竟没有什么比街巷的手艺人更能拉近我们与岁月的距离。这些活生生的化石，不用放进博物馆里展示，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儿时记忆的回归。很喜欢周庄“十二坊”，那是周庄古镇贞丰文化街上的12家店铺，门面大小不均，除了戴幸观的铁匠铺之外，还有土布坊、竹草编、酒坊、捏面人……许多在其它地方濒临灭绝甚至已为人所淡忘的民间老手艺，在这些店铺里都令人惊奇地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据说，周庄对手艺人只收很少的租金，有些甚至是免费的，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游客，还为这些手艺得以传承开辟了一条出路。
　　

金羊网（记者 黄玲）
　　
　　从业五十多年的这位画师表示要画到“无法动笔”
　　
　　铅笔细描，炭粉涂抹，不到30分钟，一张栩栩如生的头像速写就展现在眼前。如果不受潮、不被虫蛀，炭画可以保存100多年不褪色。
　　
　　随着照相机的普及，炭画这门古老的艺术已日渐式微。虽然有时半个月才有一单生意，可是年过六旬的炭画师傅杜国光还在继续坚持，而他可能是厚街镇内唯一的专职炭画师了。杜国光告诉记者，这行不赚钱，不收徒弟，是不想耽误年轻人前途。
　　
　　半小时画张速写
　　
　　厚街镇新兴路上一栋建筑物外墙上，挂着一个特别显眼的招牌———栩栩如生的孙中山炭画像，上面还留有联络电话。顺着指引，记者在一家政服务公司里找到了炭画的作者杜国光。
　　
　　“速写类的炭画一般30分钟，如果要像照片那样真实，则需要一到两天时间，”杜国光说。要先在照片上划格，然后根据比例，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人像轮廓，最后用炭粉涂抹，通过光影明暗，达到立体效果。
　　
　　画炭画五十多年
　　
　　杜国光自幼喜欢绘画。从10岁那年开始学炭画，如今已有50多年。1980年，杜国光来到了厚街，以画炭相为生。每天，他带上一盒画具、几张白纸、几幅炭相样板，到各村落的市场、街道摆摊画相，画真人、画相片，或到家中去画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早出晚归。
　　
　　“如果不受潮，不被虫蛀，炭画可以保存100多年不褪色，而且有立体感强、色调层次分明、细腻逼真等优点，”杜国光说，老年人特别喜爱，当年每幅画基本上只收两三块钱，最贵的也只是五块钱。钱不多但可以解决温饱。
　　
　　半月才一单生意
　　
　　在照相机普及之前，每到清明、重阳等节日前后，不少人拿着先人的照片前来要求画炭相。如今这样的顾客越来越少了。
　　
　　“十年前每天都还有人光顾，现在生意很不稳定，有时半个月才画上一幅，收入在150元至300元左右，”杜国光说，年轻一代更喜欢数码相机的方便快捷、色彩斑斓，不过也有部分青年人前来光顾，拿着觉得珍贵的相片前来要求画彩色炭画，但大多数顾客还是老年人，拿着一些底片已散失的残旧照片，要求临摹成炭画，以便保存。
　　
　　坚持到无法动笔
　　
　　杜国光说，厚街镇以前有好几个专门画炭画的画师，炭画行业鼎盛时期，还有不少外来画师前来揽活。随着一些造诣较高的本地画师去世，其他已纷纷转行从事他业。
　　
　　“现在常驻厚街的专职画师可能就我一个了，”杜国光感慨地说。曾有很多三十岁左右的人来找杜国光拜师学艺，都被他拒绝了。除了考虑到年轻人心理比较浮躁，容易半途而废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炭画业日渐式微，收徒弟怕耽误别人前程。
　　
　　杜国光没有把手艺传给儿子，只是偶尔指点一下十岁孙子。他说，会坚持下去，“直到无法动笔”。

汕头经济特区报（记者 陈史）
　　
　　炭精画像是我国一种古老的艺术，在如今的都市里已经是非常少见了，而精于这门艺术的画师也如凤毛麟角。然而在澄海区益民路的金燧炭精画室，刚踏入不惑之年的画师金燧却凭炭精画这种艺术，开拓出精工人物画像的一番新天地，不少港澳台同胞甚至旅居海外的华侨都来请他画像，
　　
　　金燧11岁时由母亲传授炭精画技艺，18岁开始凭此技艺自食其力。如今技艺已日臻完美，而他却称，炭精画博大精深，在这领域里，他永远是“小学生”。据金燧说，用炭精画出来的人像有艺术性并永不褪色，一张保存得好的画像可以几百年不变色；画师运用艺术手法，去伪存真，可使几十年前的破旧老照片、老画像经重新描绘后，达到更加完美逼真的境界。在金燧的画室里，记者看到他正在为顾客画一幅祖先像。这幅画像已经被蛀得破烂不堪，只能依稀看到画中穿着清末民初服饰的老妇的一些容貌，但经过金燧的巧手，已将老妇的整个容貌完全复原，令记者连声称奇。
　　
　　金燧有一种技能可媲美公安战线的“模拟画像专家”，那就是单凭顾客口述人物特征而将其容貌神情画出来。据一位刚好光顾金燧画室的老年顾客讲，几年前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金燧，想让金燧画出他50多年前就已去世的老母亲。因为所要画的对象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画像照片，只能由老先生凭记忆描述出老母亲的音容笑貌。金燧硬是凭着老先生的记忆画出一幅草稿。老先生带着这幅画，首先找到了当年的一位老邻居，问她“这幅画像是谁”，那位老邻居只看了一眼，马上对他说：“还有谁，不就是你的老母亲。”据悉，还有很多顾客慕名来请金燧为他们没有留下画像的先人画一幅炭精画作纪念。
　　

漳州新闻网（记者 吴昀骞）
　　
　　打格、素描、上色、打磨……昨日，在南靖县龙山镇陈天润的“领秀画艺”小店，笔者欣赏陈天润老人创作炭精画。只见他手执炭笔，全神贯注地在白布上，时而挥笔勾勒，时而涂抹细描，半天时间过去，一幅栩栩如生的毛主席肖像画跃然纸上。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会让人误以为这画是喷印上去的。
　　
　　八岁学画结缘一甲子
　　
　　“炭精画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具有超强的立体感、丰富的色调层次、细腻逼真的表现效果等特点，并且保存时间长，永不褪色，具有独特的魅力。”谈起炭精画，68岁的陈天润老人充满自豪，“炭精画基本都是比照1寸、2寸照来画的，头像五官的比例、神态、明暗都要拿捏精准到位，否则就四不像了。”他从8岁开始学习炭精画，对这门技艺有着特殊的感情。
　　
　　陈天润祖籍广东，其爷爷是当地有名的画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照相技术普及之前，许多地方都以炭精画作为遗像使用。儿时的陈天润，看到爷爷在用炭粉画像时，便对这种独特的画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刚开始练的时候，每天都要画十几张素描，一张画至少要花半个小时，经常练到眼痛、脚酸。”后来陈天润逐渐崭露出过人的绘画天赋，再加上坚持不懈的练习，学画十年后，终于能独立完成炭精画作品。当时只有18岁的陈天润，所画的炭精画一幅竟能卖到三块五，要知道，在并不富裕的七十年代，一斤猪肉只需5毛钱。
　　
　　画技精湛帮警察破过案
　　
　　1978年，陈天润从广东迁回南靖定居，他一边从事家电维修，一边帮人画肖像留念。令人称奇的是，他还曾凭着一手画艺协助过警察破案呢！原来，2003年，龙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称有人偷盗电缆，但事发地段并无监控，就在办案人员苦于不知嫌疑人模样时，派出所所长便想到了精通画艺的陈天润。在目击者的描述下，陈天润寥寥数笔就绘出了一幅肖像画。根据画像，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被缉拿归案。陈天润顿时名声大振，越来越多人前来找他作画。
　　
　　时代在变独爱画领袖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码产品越来越普遍。近年来，找陈天润画像的人日渐稀少，他的儿女也都成家立业，陈天润不再需要以画为生。由于炭精画独有的表现效果，这门民间艺术已拓展应用到花鸟画、山水画、动物画等巨幅装饰画中，在市场上颇为抢手。但年近古稀的陈天润却对画领袖肖像情有独钟。
　　
　　“我对这些领袖很热爱，所以画起来特别细致，一幅2尺长的画常常要花上五六天的时间才能完成。”陈天润笔下的领袖画像，从面部的眼神、神态到领带的纹路、色泽都细腻逼真，十分传神，曾参加过南靖县举办的多次画展，让群众大开眼界。广东老家的许多客户也经常邀请陈天润到家里作画，每次都要在外地呆上一周左右的时间，一年回去十几趟，但他乐此不疲。
　　
　　后继乏人执着坚守
　　
　　“我每年大概画二三十幅，到现在已经画了上百幅领袖画，眼睛渐渐不行了。”年近古稀，陈天润的精力已大不如前，为了不让这门技术失传，他曾想过收徒传授画艺。但由于炭精画要求的学习时间较长，需要沉下心来凝神作画，很少人能坚持下来。迄今为止，陈天润老人教过的几十个徒弟里面，只有三个能学成基本技艺，但也只是初出茅庐，并未真正掌握到炭精画的精髓所在。
　　
　　“虽然年事已高，但我还是会继续画下去，直到眼睛看不见了为止。”陈天润说，他现在心里有两个愿望。一是用心画一幅习近平主席及其夫人的炭精画。二是希望有人能继承炭精画技艺，让“领秀画艺”“走出”更多的领袖。
　　

海口晚报（记者 陈元才）一支炭笔、一块画板、一张凳子，叶保龙接过外公韩冠平、妈妈韩翠琼的画笔，在海口骑楼老街的屋檐下以炭画为业，三代人相继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凝聚了老街文化的灵魂。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炭画行业面临巨大的冲击。如今，骑楼老街拉开了保护整治的序幕，这个古老的民间艺术能否得以继续传承？
　　
　　困境：一边画画一边打工
　　
　　新华北路60号的走廊下，叶保龙一个人在专心致志地画画。同一条街上，另一个炭画铺，主人不知道去了哪，只留下画架和画笔摆在摊铺前。
　　
　　叶保龙说：“目前这个行业很不景气，以前这条街上有好几个人画炭画，现在都纷纷关门或转行了。我们还好，因为周围居民都知道我们画得比较好，经常来找我们。”
　　
　　以前，照相和冲印技术还不发达，照相的价格相对高，相片保存的时间也没有炭画长，所以很多人选择以炭画的形式为祖宗画像，但是现在，更多人接受了方便快捷的数码拍照。“我们平均画一张画的价格为150元-200元，要花两三天，这两三天吃饭就差不多要花掉100元，而且来画画的客人越来越少，目前想靠画炭画为职业比较困难。我已经结婚了，小孩也快出生了，生活压力比较大，所以为了维持生活，我只能上午和晚上在家画画，下午利用业余时间出去打点零工。”叶保龙说。
　　
　　守候：寄托三代人情感
　　
　　尽管面临困难，但叶保龙和妈妈韩翠琼不想丢下这从祖辈那传下来的行当，因为炭画对他们一家而言，不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更多是一种情感。
　　
　　叶保龙的外公韩冠平，早年在老街以画炭画为生，直到2005年去世，画炭画60余年。妈妈韩翠琼1972年高中毕业后，在老街画炭画直到现在。1997年，叶保龙也开始接过这门手艺。
　　
　　“炭画为我们几代人提供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活儿，同时也凝聚着我们家族的心血。我们对这门手艺心存感激，希望这门手艺能得到认可和保护，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韩翠琼说，“炭画是一门手工艺术，而那些冲印复印产品只是一项技术，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希望：服务更多游客
　　
　　如今，骑楼老街开始全面地整治和保护，将会建设成为具有海口风情的特色小街。这个消息，似乎给这个正处于困境中的炭画世家带来一线希望。“我们听到这消息很兴奋，”韩翠琼说，“我们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能在骑楼特色小街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卖画空间。”
　　
　　“如果骑楼老街真的开发成为特色的旅游步行街，我们的现状可能会有所改变，我们就专为那些来海口旅游的游客画肖像，应该会有很多游客喜欢。以前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不少年轻游客看到我们的画后，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外国朋友。”韩翠琼说。

清康熙初禹之鼎所绘董小宛像

如皋日报（记者 刘聪泉）
　　
　　如皋档案馆有一方砚片，乃篆刻专用工具“笔舔”，砚片背面有阴刻线描人物，款识为“巢民师属陈洪绶绘”，钤“老莲”方印。有方家言道：“此乃冒氏生前所爱之物”，断为冒襄小像，“容貌约有六、七十岁光景”，并以《360年前冒襄画像“现世”》为题发表专文。本人认为，此砚片疑窦甚多，故撰此文以为商榷，并力求厘清三百余年来冒襄及小宛画像之源流。
　　
　　其一，相貌之异。砚片肖像鹅头鹰鼻，瘪嘴大腮，眼袋下垂，胡须拉杂，其貌不扬，与史书记载和口碑相传中的冒襄相去太远。若断为冒襄之像，对一向视冒襄为邑中俊秀、人中龙凤的皋城后学和冒氏后裔，情何以堪！
　　
　　冒辟疆容貌俊美，风度潇洒，钱谦益赞日“淮海维扬一俊人”，李元介称之“美少年”，姚佺夸其“人如好女”，张玉成则云“淮海俊人，江皋韵士，秉乾坤之秀，灵气独钟”，张明弼说他“东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见之，有不乐为贵人妇，愿为夫子妾者无数”。崇祯十二年（1639）冒襄与小宛半塘相遇，小宛一见倾心，连称：“异人！异人！”崇祯十五年（1642）端午，冒襄与小宛在镇江金山观看江上竞渡，一个丰神玉立、气度闲雅，一个窈窕清丽、神姿艳发，引动数千游人争相尾随围观，说是江妃携偶，踏波而上。即便年届暮秋，冒辟疆神韵依旧，纪映钟称其“七十犹妙颜”。
　　
　　据考，存世最早的冒襄画像为《水绘园主落花觅句图》（附图1），著名写真画家吴江顾尊焘写照，恽南田弟子长州释上睿补景，王渔洋弟子太仓崔华奉题，三人均系冒襄好友。此绢本宽四尺四寸，纵一尺四寸，现为美国某大图书馆收藏。崔华所题诗为：“人情大抵恨匆匆，紫带青梢入眼空，千树秾华千树雨，一番晴暖一番风，惜教国色双顋澹，怕剔银憕小朵红，艳性也知应负我，何妨纤瓣坠怀中。康熙癸丑春三月十有八日奉题巢民世长盟兄落花觅句图于水绘园。”查康熙癸丑为1673年，时冒襄62岁。画中冒襄容貌清秀，风姿俊朗。
　　
　　存世的第二幅冒襄画像为耄耋之年全身坐像（附图2），现存于上海图书馆。此画作者无疑是冒襄友人，可惜已佚其名，但题像赞于四周者却有五位冒襄生前的至亲挚友，即清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长洲韩菼，清吏部尚书商丘宋荦，翰林院侍讲如皋许嗣隆，江淮名士兴化王仲儒和五山王文焕，至少说明此像形神皆似，得到冒襄生前亲友之认同。王仲儒像赞：“隐不违亲，贞不绝俗。懿彼孟博，为林宗目。后千余年，公践芳躅。伟哉党魁，撑柱故国。终保其身，莫之点辱。抗志柴门，岁寒肃肃。顷来起居，卧公书屋。载瞻仪形，车轮转腹。”（其下又注）：“往家兄西樵题先生秋听图云：‘姬人水槛焚香侍，秋音扁舟抱膝听’，一时传为佳话。仲儒重来皋邑，展谒兹图，追溯夙昔，敬爱悲怀，璅璅细言，远愧司勋也！通家子王仲儒拜题。”可见冒襄去世后，王仲儒曾专程从兴化赶来如皋凭吊，其情殷殷之至。冒襄表弟许嗣隆所题像赞则署名了具体年代：“……公归九原，余旋六诏，……甲戌仲春愚表弟许嗣隆拜题于长干寓馆”。甲戌仲春为冒襄卒后数月，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初，此乃许嗣隆从云南返回南京时在寓馆所题。值得一提的是宋犖所题像赞：“少而结纳，衷绮蹁跹，中更世故，渤澥飞尘，罻罗高张，冥鸿独全，跌宕文酒五十余年，今乃见其据槁倚梧，深衣幅巾。其翛然也，以为山泽之臞仙；其退然也，以为前代之遗民。而识君之貌者，谓是清流党锢之三君。绵津山人宋犖题。”从“翛然”、“臞仙”、“退然”等词，可见宋犖眼中的故人是何等清癯秀逸，仪态儒雅，这与砚片小像相差远矣！民国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冒鹤亭先后拜请多位名家于画上题款，如李详、陈三立、夏敬观、陈曾寿、樊增祥、于右任、龚心钊、张元济等，使此画更具价值与权威。
　　
　　存世的第三幅冒襄画像为乾隆年间冒氏侄孙冒念祖所摹绘（附图略），载于乾隆年间重刻版《同人集》第一卷，并附韩菼、宋荦、王仲儒、王文焕、许嗣隆等人所题像赞。因系冒襄卒后所作，康熙版《同人集》当然无载。惜者，乾隆版中冒氏后裔抄录时屡生舛误，如“据槁倚梧”误为“据稿倚梧”，“渤澥飞尘”误为“渤海飞尘”，“衷绮蹁跹”误为“裘绮蹁跹”……。
　　
　　存世的第四幅冒襄画像为载于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为清代学者长洲顾沅（1799～1851）所辑。冒襄手若兰花，拈须微颔。此图与乾隆版《同人集》雷同。
　　
　　存世的第五幅、第六幅冒襄画像均载于清代番禺叶衍兰（1823-1898）辑摹的《清代学者像传》，一为立像、一为坐像（附图略）。叶衍兰费时三十余年，摹写清代学者171人像（部分为大兴黄小泉摹绘），摹绘的原本概为学者后人供奉之神像，或为已版专集所刊画像，均有可靠依据。其孙叶恭绰继承乃祖之志，于1928年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始得问世，一函四册装，分别由谭延闿、蔡元培、于右任、罗振玉题写书名，一直见重于世。
　　
　　清末，照相术传入中国，由于并不普遍，民间炭精肖像画兴起，光影运用带入画像。今水绘园“得全堂”冒襄画像为碳精之作，乃“文革”前如城人氏董伯衡所绘。董伯衡为人儒雅，精于丹青，于鱼市口西侧诸葛生裕店前设摊画像为生。董伯衡以《清代学者像传》为依据，进行了艺术表现手法的创新，使得原本为平面线条的冒襄画像，脱胎成栩栩如生的现代光影佳作（附图略）。所憾者，董伯衡对明清服饰疏于考证，将冒襄幅巾误画成幞头。
　　
　　其二，年岁之别。陈洪绶生于1598年，卒于1652年，享年五十有四，即便是临终之前为冒襄写真，冒襄亦年仅四十，此时冒襄何等风流倜傥，何等英姿勃发。一代宗师陈洪绶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翩翩公子画成一个“六、七十岁”的垂垂老者，情何以堪！
　　
　　冒襄与陈洪绶之交谊应无疑义。崇祯十三年（1640），陈洪绶赴京应试，和方以智、王崇简等复社名士往来甚密，与复社成员张岱、何天章、孟称舜、孟称尧等结为莫逆，和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的崔子忠亦为复社中人。笔者虽未查阅明末吴应箕《复社姓氏录》和清道光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但陈洪绶于崇祯七年（1634）所作《执扇凤簪图》题款中有“溪山洪绶写似朱季方社弟”句，据此推理，陈洪绶即便不是复社一员，也与复社渊源极深，与比自己年轻十四岁的冒襄相交亦在情理之中。冒襄《再上中堂熊公书》中曾有拜崇祯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为师且立雪六年的记述，极有可能此时冒襄在京曾与陈洪绶面晤。至于妄测陈冒之间通过周亮工等人再行结交，此说诚不可取。网上检索《陈洪绶年表》：“万历三十九年，十四岁。悬画市中，立致金钱。是年黄周星生，冒襄生”，此处亦可佐证陈冒之谊。顺治初年，两人均于颠沛流离之中。冒襄避难盐官；陈洪绶剃发披缁于绍兴云门寺，尽管生活清贫，但其孤傲不屈，不事清廷，与冒襄同声相应。自顺治五年，陈洪绶鬻画杭州，时冒襄五年三次危疾，未曾远足。顺治八年（1651），冒襄方逾不惑，董小宛卒。翌年，陈洪绶卒。以此推论，陈洪绶断不可能为生者臆造画像，如曾与冒襄相见，也当在崇祯年间，砚片小像更不可能是冒襄。
　　
　　其三，款识之疑。砚片款识为“巢民师属陈洪绶绘”，钤“老莲”方印。若说冒襄有位年龄和名气都要比自己大得多的学生陈洪绶，已成史学新闻。更将砚片小像断为冒襄，且又形神皆非，画风、书法、印章訾议甚多，更是学界奇谭。“师嘱”二字，本有“为自已画像”、“为冒襄画像”、“为友人画像”三种释义，未尝不是应冒襄之嘱以剃发披缁的自画像相赠，抑或是应冒襄之嘱为某大德高僧造像。作茧自扰，情何以堪！
　　
　　陈洪绶师承浙江武林画派领袖蓝瑛，入国子监后，奉命临摹历代帝王像，深悟唐宋元多位大家画艺真谛。总体而言，其人物画，躯干伟岸雄奇，衣纹细劲清圆，造型生动夸张。晚年，线条清柔高古，并改中年直折为圆折，人物意态略有变形，极少数奇骇怪状。就砚片画像而言，如系真迹，也为中年应酬之作。
　　
　　陈洪绶的书法初临欧阳通，后学怀素，兼师颜米，形成笔法瘦硬、奇纵放逸的独特风格。结体取右欹之势，章法上疏密有致。陈洪绶作画题款，多为行草，行楷极为少见，无论何种字体，总具潇洒典雅、遒劲洗练之风。但早年名款，书风稚嫩，笔法较弱，“巢民师属陈洪绶绘”八字如系真迹，也为早年款题。
　　
　　陈洪绶印章有十九方之多，如“洪绶”、“章侯”、“莲子”、“悔迟氏”等，如合计印文相同而篆法不同之印，则有六十七方。椭圆形“老莲”印，为仕途失意和明朝覆灭之后所用，寓不染污泥之意。笔者检索《陈洪绶印谱》，并无方形“老莲”之印，抑或未曾录入。民国以降，托古臆造之物甚多，专家亦有鱼目难辨之时，此砚片惟有存疑。
　　
　　附《董小宛画像小识》：顺治八年董小宛逝世，冒辟疆请扬州张恂为《影梅庵忆语》配画，《同人集》卷六太仓吴伟业《题董姬宛君小像八绝句》可为佐证。兴化禹之鼎也画有董小宛二十一副小像。可惜这批画像中，除禹之鼎的一幅董小宛画像依稀可辨外（附图3），大多不再存世，只能凭后人临摹之作来想像三百多年前董小宛的容颜。百余年后，番禺叶衍兰《秦淮八艳图咏》收集秦淮八艳肖像图，但仅为白描（附图略）。浙江海盐人顾端曾临摹下董小宛小像，这成为董小宛芳容的唯一依据。顾端原画已不知所终，但民国时期如皋新新照相馆以此画为底板拍摄了一张玻璃版照片，照片函套上印有“如皋新新美术照相馆南门长巷”字样，这是前人留下的唯一可信的董小宛小像（附图略）。现今水绘园“得全堂”中董小宛炭精画像便是从此幅小像截取而来（附图略），亦为董伯衡先生所绘。

中国新闻网（记者 宋将）修缮一新的海口中山路骑楼老街上，有一家“炭画世家”店，这里是炭画师韩翠琼、叶保龙母子俩对炭画文化的坚守。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炭画在海口刚刚兴起，骑楼老街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画师在进行炭画创作。在那个相机未普及的年代能求到一副逼真的炭画实为难得。
　　
　　每天的炭画创作已成为韩翠琼生活的一部分。有一位女游客要求画炭画，她先仔细地进行观察，“放松，展现出你最美的笑容来”，她对游客说道。
　　
　　记者看到，韩翠琼使用木炭、碳精条等主要材料，辅以木炭条、炭铅笔等工具深入刻划，然后经过一道道精细的步骤加工，一个时尚的笑容如花的女孩跃然纸上。
　　
　　如今儿子叶保龙接过了韩翠琼的画笔，成为这个“炭画世家”的第三代炭画人。他谈道：“作一幅炭精肖像，仅仅需要几个小时，但如果要画好一幅生动的肖像炭精画，往往是要几天的时间去创作。所以耐得住性子是炭画师来说是最重要的。”母子二人常常也会为炭画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产生不同的意见，如：这笔是否应该重些，颜色太淡了，无法体现美感等，然而也是在探讨中增进了炭画技艺。
　　
　　韩翠琼说，不少老炭画师们已相继离世，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新生代了解这门技艺，并努力传承下去。他们母子俩想尽了办法，叶保龙也四处求师去探索炭画传承新方式。“最后总结出一种新的画法来进行创新，就是用快速的画法，以飘逸简约的形式并加入现代美术创作元素，让更多年轻人喜爱。”
　　
　　“创新的炭画创作会让更多人对此感兴趣，我相信这一技艺肯定会得以传承。”韩翠琼说。
　　

　　
　　彭城晚报（记者 胡学高）
　　
　　在照相技术尚未传入我国前，人们要留影，只好靠画像。
　　
　　画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了，我们现在能够见到一些历史人物的肖像，都是由当时的绘画家采用圆转流畅的线条记录下来的，因此才有可能让后人看到他们的尊容。
　　
　　以线条造像是我国传统的绘画手法，相传在战国时期已形成，但这种画法缺乏立体感，不那么逼真，所以只能称“肖像”。“肖像”原本就是类似、近似的意思，这种解释可见《淮南子·汜论》。
　　
　　“画像”它包括写真、素描、国画、油画、水彩等等造像艺术。绘画艺术是永远常青的，是有无限生命力的，但本文不想涉及艺术之作的画像，在这里着重讲的是用碳精画人头像的老行当。
　　
　　碳精亦称石墨，它是碳元素的同素异形体，为铁黑色至钢灰色，其条痕呈光亮黑色，可作涂料，也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利用碳精画人像，在我市出现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生意红火于五十年代前后。因为这期间照相行业中的放大技术还不够先进，尤其是对老照片的修补、改换技术那时还无法解决。有鉴于此，社会上一些人士，如若想将往日满意的留影放大悬挂于室，或若为了缅怀故去的先辈想放大先人遗像，再如果有的人士想将老像片上原有的装束、打扮作某些改动等等，就不得不委托碳精画像社来完成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市最早挂牌招揽碳精画像业务的画师，叫胡启周，这家画社开设于火车站附近，是租用同兴客栈的一间门面房营业的，后因“七七事变”而关闭。在四十年代又有另一位姓胡的画师，叫胡守恩，在少华街开设了杏坛画像社，于徐州解放前夕停业。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徐州从事碳精画像者，应首推周习君先生。他原名叫周太传，系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他的画像社开设于大马路西首路北（现建行办公大楼东侧）。周习君技艺精湛，笃守信用，又很敬业，因此有一定名气，委托他画像者络绎不绝。直到解放后对私改造、公私合营，周习君画像社归属徐州市服务公司，这个店名亦然沿用着。
　　
　　上述列举的徐州不同时期的画像社，绝非仅此几家，在同一个时期里，尚有若干个小型的摊点式的画像点，限于篇幅，亦缺乏详尽资料，所以只好省略了。
　　
　　我们经常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做什么生意挂什么幌子。那么碳精画像社是如何招揽业务的呢？它们是从不花用广告费的，不论大小画像社，都是把自己的得意大作挂在画像社的里里外外。不过，不同时期选用的样板画像各有不同。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选挂的画像，都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电影明星，如韩兰根、殷秀芩是广为选用的，前者很瘦，后者特胖，是那时群众公认的滑稽明星，除他俩之外，就是赵丹、白云、梅熹、顾也鲁，女明星则是陈云裳、陈燕燕、周旋、王丹凤、上官云珠等。到了徐州解放后，各画像社作为示范的“样板”，多选用全国劳模和地方劳模的肖像了，如全国劳模王铁人、时传祥，徐州劳模王景全（煤矿劳模）、王金才（食品公司养猪状元）、掌家忠（机械革新能手）等等。除此之外，各个画像社不约而同地多选用国画大师齐白齐的画像，这可能因他是一位美髯公，能把他的胡须画得栩栩飘逸，不用明讲，也可看出其画技不凡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搞碳精画像需备全哪些画具呢？除了碳精（即石墨）涂料外，要备有：立式可调距的放大镜，有经纬刻度的九宫格透明板（因九九八十一个格，谓之九宫格），再就是若干枝小头毛笔。画碳精像的毛笔，只保留笔尖部位松软，而笔头根部多涂上明胶，使笔头不致松散。除此之外还需配备橡皮、铅笔、小刀、手钳夹子等小用具。
　　
　　有了画像用具，即可动手画像了。在具体操作时，首先要依据顾客要求的尺寸，裁取像纸。咱徐州各画像社都习惯用加厚图画纸，要将画纸铺平，固定在画板上，紧接着将样本照片用九宫格卡牢；依据九宫格标的“格位”，在画像纸上用细铅笔轻轻打上相同的格子，当然画纸上的格子要大于九宫格上的格子，不然怎么能放大老照片尺寸？这样定格，实际上就把老照片画面分解成若干个方块了。比如说：老相片上人的鼻子是落在经18、纬22格内，画师以此比照着在像纸上也找出同样坐标的格子里用画笔涂上鼻子，这样就易于准确画出原貌，不致失真。
　　
　　用细细的画笔蘸碳精一笔笔地画、一点一点地涂，真可谓是地地道道的细工活，急躁不得，绝对要一丝不苟、按部就班。若老照片上某个部位不清晰，这时就须借助放大镜解困了。对于人像中的毛发绘制方法，多是采取先把毛发部位涂上碳精，再用削尖了的橡皮（或用小夹子钳住小橡皮粒）擦理出毛发的纹理和走向，这样一根根毛发自然显露出了，看上去十分逼真。之所以碳精画像又叫“擦像”，可能因为有此操作方法而得出这一叫法吧。画一幅碳精人头像，快手也需一天功夫，若是需要对老照片作某些调整，比如换发型、换领口、换服饰等，那花用的时间还要再长些。
　　
　　本文上面已提及，社会上对碳精画像的需求有其特定历史，是因为当时摄影、扩像、翻拍技术尚有局限。据说那时画一张人像的费用低于摆弄“洋机器”翻拍放大的人物像。这在人们收入不高、生活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就很自然倾向省钱了。如今各个照像馆都有一系列先进设备，翻拍放大、改头换面，数码技术统统解决了。有了先进的技术，往日的画像社自然就消失了。社会上的一切都是优胜劣汰，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也不能逆转。
　　

云南新闻网（记者 李翠芳）
　　
　　云南，地处边疆，文化和社会经济在原本落后的国家中更为滞后。
　　
　　20世纪初，西方绘画体系开始引进云南。云南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在课堂里以铅笔、钢笔作画的“图画课”也出现了，这可以算做是“素描”的雏形吧。根据有关研究史料，最早在云南开展西洋式美术教学的是董一道。
　　
　　董一道，号贯之，玉溪县人，任教云南省府中学堂，图画一门由他开始，他教学生用铅笔绘画，自己长于钢笔画，绘有《古滇土人图志》一册，纯以钢笔画成，笔法纤细，见者兴叹。他用水粉彩绘布景，使云南的照相馆开始应用布景营业。
　　
　　这个时期较为流行的画法是“炭精画”，主要临摹照相放大。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又兴起了“丹配拉”画像，就是以油漆作为绘画材料（那时油画颜料的现成品还未在市面上出现）来描绘临摹相片，应该说，色彩和神态的逼真感，比较炭精（黑白画）来说，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肖像绘画的最初形态，主要代表当推李鸣鹤，而开设于昆明市区华山南路的“鸣鹤画店”和“生生广告社”是著名的西洋式画像铺。李鸣鹤技艺出众，专为达官贵人造像，很受欢迎，同时，也影响了不少云南后来的杰出画家，廖新学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李鸣鹤的局限在于只会临摹图片，很少进行写生和创作。
　　
　　因此，西方美术体系在云南的最早引入并进行全面推广的应当是留学日本归来的李廷英。
　　
　　1
　　
　　李廷英，号子俊，原籍晋宁。1910年自费赴日本留学，首先在东京志成学校（大学预备补习学校）学习。于民国二年（1913年）9月15日以选科生考入日本最高艺术学府——东京高等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制五年，受教于黑田青辉等日本近代著名美术学家。大正四年（1915年），东京上野举办“大正博览会”，李廷英即有作品被选入参展。1918年3月，李廷英以油画《春》为毕业作品（《东京艺术大学历届学生作品集》中收录），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东京美术学校的学习。李廷英于1918年4月携妻川田芳子回到阔别八年的故土。
　　
　　许敦谷，台湾太南人。1913年东渡日本求学，先入东京绘画研究所学习，1916年考入东京美术专科学校研习油画。1920年许敦谷在日本学成回国后曾在上海、南京、武昌等地任教。抗日战争爆发，携家辗转至昆明，同年在粤秀中学任校长，该校校址设在两广同乡会昆明会馆中，任职至1953年。1953年昆明师范学院成立艺术科，许敦谷调任美术教师，1959年云南艺术学院成立，转至国画专业任教。李长元，云南昆明人，1915年9月21日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选科，1918年5月31日因为学费滞纳被除名，1919年1月21日获学校准许复学，1920年3月毕业，1921年归家乡。从东京美术学校学成回国的云南籍学生还有史秉彝等。1916年，李廷英、许敦谷、陈抱一等人组织了中华美术协会，这是留日中国学生较早成立的美术团体。他们一度热衷于超现实主义绘画，反映了留日青年画家对现代艺术的大胆吸收和创新追求。会员们定期集中，开展美术研究，还举办过几次展览。
　　
　　2
　　
　　李廷英于1918年5月受聘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任“西洋画理论”的教师。1919年3月又被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聘为图画教员。李廷英同时在好几个学
　　
　　李廷英春布面油画1918年校任教，并开办了“金碧美术馆”。他将在日本所学的规范、扎实、系统的现代学院派美术思想、技法及美术教育理论和方法带回了云南。他在多年的教学中，推广了油画、水彩、木炭和色粉画的应用，教学生室内静物写生和室外风景写生。这是西方美术教学体系在云南的最初萌芽。
　　
　　新式学堂以师范类的图画手工为特色，留洋学生也开始逐渐接触西方正规的美术教育。新式学堂和留洋学生，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两种起点，已经逐渐呈现合流之势，并形成多种教育体制兼容并蓄的美术格局。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初始过程，我们能够发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形态，一种是“图画”类的临画法，而另一类则是“美术”类的写生法。前者是以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为背景的技术型教育，而后者是以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背景的文化型教育；前者是以格致和实用为主干，后者则是以科学和审美为核心。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美术”一词被引进之后，西方美术已经作为包含了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的新文化内容。作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起步，其中的洋画教育经历了“临画法”向“写生法”的演变。而“写生法”教育——从画帖临摹到实物写生，从石膏写生到人体写生，从室内写生到外景写生，层层深入，步步推进，西方美术通过美术教育的中介，逐渐形成了以“写生法”为洋画教育的主要形态，并得以实现从以西补中的技术因素和中西融合的文化因素的多渠道交流的可能。
　　
　　李廷英与志趣相投的留美毕业生、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陶鸿焘，东陆大学校长、教育司司长、留美毕业生董泽等人商议，共同筹办美术学校，校址设在昆明市华山东路大德山巷。
　　
　　1924年3月考试，4月正式招收绘画科学生22名，8月录取了工艺科学生20名，学制均为三年。由李廷英担任省立美术专门学校校长。
　　
　　这是云南首次全面引进西方的艺术教育体系，正式招收了专业的美术学生，学校的办学机制以日本的模式来进行，艺专开设美术和音乐两门主修专业，在主修专业的基础上，兼修其他。素描、水彩、油画、雕塑、中国画、书法以及工艺美术、图案课等，都是当时的主要课程，应当说，已经较为全面的展开了美术专业教学的所有内涵。前后在艺专任过课的教师有江心田、李实卿、周生甫和黄公敌等，还有日籍的教师吉川保正和川田芳子。
　　
　　省立艺校办学历时6年，1930年，由于李廷英先生病逝以后学校无人管理，最终只有停办。吉川保正和川田芳子分别于1929年和1930年返回日本。其后，李实卿继续在昆明民众教育馆（亦称文庙）内设美术研究会，其间还举办过“李实卿个人画展”等活动，直到抗战才停止。周生甫等则一直在中小学任教。省立艺校办学期间共招收过三届学生，对于推动云南美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基础作用。
　　
　　3
　　
　　在现代云南美术教育发展史上，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岁月，这就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曾迁移至云南晋宁县安江村办学。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的著名大学几乎绝大部分都转移到了大西南。昆明有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国立艺专，这是一次北方中原及沿海文化的大迁徙，闻一多、沈从文、傅雷、丽尼、腾固、钱钟书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作家和专家，通过举办讲座以及多种学术活动，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文化、现代的人文文化、民主思想以及科技和艺术……，使云南的文化发展提前了30年，甚至半个世纪。
　　
　　安江村是相当僻静的农村，除了几座破旧的庙宇外，很少有瓦房、楼房。在这个偏远的农村小镇，空气清新，闲置的古庙、古寺等都用来做临时的校舍和教室。学校进村后，学生宿舍和教室就安置在两个庙宇里，它们的间距有几里路。从宿舍到教室要穿过一大片耕田和迂回曲折的田埂。老师们的宿舍，分散在村里几个有瓦房的“富户”家，所谓“富户”是比较而言，实际是屋有瓦覆的穷家。艺专的5个系分别在5个地方上课。小镇上云集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如潘天寿、方干民、常书鸿、关良等，后期老校长林风眠也来到安江村。当时的学生中还有后来中国美术教育界的一代宗师董希文、朱德群、周培初、吴冠中等。安江村的学校教室，西洋画系都集中在一起。新制一年级在庙宇前边的弥勒殿上，当时由秦宣夫教授执教。后边的大殿，是旧制高一、高二班的教室，由方干民教授执教。旧制高三（毕业班）的教室，由常书鸿教授任教。因为授课相互邻近，低班的同学可以有观摩高年级同学习作的机会，当时如董希文、庄华岳、朱德群、吴冠中等，都在左边小屋和大殿上课。那时，他们喜欢用点彩的手法，在作画中迅速的去捕捉村里的各种景物。笔触与颜色，单纯、抽象，富有激情和表现力。
　　
　　当时的学习条件很差，“点着风炉画李嫂的裸体”这样的话题直到今天还会挂在一些上了年岁的村里老人的嘴边。
　　
　　虽然国立艺专迁到云南的时间不长，仍坚持着每年的招生工作，有不少云南籍的学生（如刘傅辉等）考入了这所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他们在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和文化传统的学习与熏陶。
　　
　　国立艺专的教育贯彻的是蔡元培先生和林风眠先生倡导的“美育育人、中西融和”、“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立”的办学宗旨，强调广泛地吸收各国文化，明确规定学生的中国画、油画考试都必须及格才能过关。油画专业的大半教师都是法国留学回来的。基础课程包括素描、石膏、人体、色彩，所研究学习的艺术流派有古典主义的安格尔、印象派的马奈和莫奈，一直到后期印象派以及现代派的塞尚、凡高、马蒂斯、毕加索都有涉及，包含了美学思想的分析和不同风格流派的形式练习。在教学中除了严格的基础训练外，还要求所有的学生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绝不崇拜权威，尊重个性风格”，这种自由创造的艺术理念给刘傅辉等云南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国立艺专求学，是奠定云南学生们艺术生命的重要阶段。他们不仅学会了油画的技法，最重要的是有了一批良师益友。当时的国立艺专的教师和学生交往甚深，经常举办各种人文、建筑、艺术议题的讲座，包括民主思想、近代科技的发展、各种流派风格及美学观点的研讨和争执，这些知识无疑给刘傅辉等人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方向提供了可选择的巨大空间。开放、自由的创作理念，严谨、科学的学术观念，认真求实的艺术态度，为他们以后的治学和艺术实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0年，艺专回迁重庆，黄继龄、刘傅辉、唐冠芳、夏明等一批云南学生毕业留了下来，后来都到一些中学教书或从事美术工作，他们对云南现代美术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1941—1942年间，昆明已成为中国西南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中国美术教育的一代宗师徐悲鸿从国外取道缅甸回国，并经云南保山（曾于当地办了一个画展）、大理，到了昆明。“1942年春，徐先生在昆明武成路华山小学大礼堂举办抗日劳军画展，作品百余件。其中大幅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群马》等，大幅油画有《徯我后》、《田横五百士》等。质量之高，冠绝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堵，轰动了南国边疆。”
　　
　　在中国的艰难岁月里，这些重要的艺术精英们为荒僻的云南撒下了艺术教育的宝贵种子。
　　
　　4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还有一批杰出的画家相继到法国去留学，如廖新学、刘文清、熊秉明、刘自鸣等。
　　
　　廖新学，昆明富民县人，最早接触美术是在李鸣鹤开办的“鸣鹤画店”做学徒期间，学习“炭精画”和“丹配拉”油漆画人像。出师后在护国街口开设画馆，名号为“新学美林”，专为顾客作放大相片和摹写漆画人像。后来，在与李廷英等艺专一些专业人士的交往之中，开始了写生习作的练习，并欣喜地发现了自己在绘画艺术中的才能。
　　
　　姚钟华在关于云南油画历史的概述中谈到：“廖新学难能可贵的是创作了不少以生活为题的大量作品，如《农民插秧》、《渔家生活》、《昆明大水灾》、《昆明火药库爆炸》等，并曾于1932年在民众教育馆展出。可惜这些作品一幅都没有留下了。不久前我在他的老家富民县农村见到的两幅老人肖像，据老人的孙辈说，头像是在画馆里照着写生完成的，而身子、椅子、凳子是后画的（我想也许是学徒画的）。人物形象画得非常严谨、生动，很具体。他的作品朴实、浑厚，油画作品色彩浓郁而不失明丽，深受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影响。从风格上看，它经历了从中国油画的早期形态到新印象派的历程。”
　　
　　1932年，廖新学考入中山大学艺术系求学，得到了徐悲鸿等著名画家的指点，为出国深造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求学岁月中，他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半工半读，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学习。“他的油画风格倾向单纯但注重色调，以追求中国的‘神’、‘韵’，以色彩的冷暖对比来表现光、影，部分作品选用了点彩的方法，显然是受了印象派绘画的影响。”
　　
　　1941年，廖新学荣获了“勒梅尔竞赛”二等奖，雕塑一、二等奖及鼓励奖等。1944年，廖新学毕业后在巴黎建立了个人工作室，继续研习绘画和雕塑，创作出大量作品，显示了较深的艺术造诣。1946年11月在巴黎举办了中国画个人画展。1946年，雕塑《掷铁饼者》荣获了法国艺术家展览会金质奖（即法国春季沙龙金奖）。
　　
　　廖新学1948年回国。后于1950年应聘担任昆明师范学院教授。
　　
　　廖新学热爱自己的家乡，他时常在休息日、节假日到草海、滇池写生创作。花卉和静物是廖新学擅长的表现题材，他常把表现的物体作满构图处理，作为绘画主体的静物花卉，造型和色彩饱满旺盛，色相饱和，反映了廖新学质朴的心态和追求民族绘画语言的风格定位。
　　
　　廖新学广泛吸取了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表现技法，特别是吸取了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修拉的点彩艺术精髓，并在其作品中作了大量的尝试。他的作品既融入了点彩派的技法，又在表现内容上融入了东方人的理念，使画面充满了鲜活的东方情调。“《初夏时节》表现了两个妇女在田间劳作的场景，构图舍弃了空间关系，不再强调远、中、近景的模式，色彩协调，斑斓跳动，冷暖颜色相互呼应，笔触自然流畅，显示出扎实的基本功和对景物寄托的情感。《夏日海埂》明显带有印象派画法的痕迹，构图严谨，色彩斑斓丰富，色相变化微妙，冷暖关系明确，调子统一，表现内容生动，在他的作品里仿佛可以嗅到昔日滇池水面上的海腥味，让人们回忆起孩子们或蹲或爬寻觅“花石头”的情景。永远难以忘怀的场景被廖新学用画笔定格在历史的瞬间。”
　　
　　刘文清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美术系，后任教于昆明云瑞中学，擅长油画、水彩、写意花鸟等。他于1948年赴法国求学，在巴黎大茅舍画院布拉耶先生画室学画。刘文清在法国学习了两年，回国后到甘肃兰州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授。在“文革”中受冲击得了精神病，在艺术上的发展也受到影响。逝于1980年。
　　
　　熊秉明于1947年到巴黎留学，先攻哲学后转向艺术，主修雕塑，还学油画，并兼涉文字和书法，学成后定居法国，长期在巴黎大学任教，是旅居法国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以后多次回到昆明，为促进云南与法国的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
　　
　　刘自鸣，自小因患胸膜炎而失聪，小学未毕业便失学在家，具有较好的绘画天赋。1946年秋，刘自鸣被破格录取到由徐悲鸿任校长、吴作人任教务主任的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受教于艾中信、叶浅予和蒋兆和等先生，有幸在中国一流的美术教学环境中学习了两年。1949年，刘自鸣到法国留学，在大茅舍画院布拉耶画室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考入了巴黎美术学院。刘自鸣在学习期间，全面了解了欧洲的油画传统，对于后印象派、巴黎画派、立体派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作于1953年的《冬天的早晨》在学校风景画竞赛中曾获名誉奖，并参加了巴黎秋季沙龙。
　　
　　1956年，她回到了祖国。带回的最可贵财富就是西方现代绘画中的一种“意境”。在这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刘自鸣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艺术之苑。一起同事数十年的姚钟华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她的风格是如此的清新、高雅、洗练，但她画得很慢，设色用笔总是深思熟虑，她的静物花卉，仿佛溢满了馨香的清气，那么自然、质朴、宁静、纯粹，一如她的心境。看着这些画，我常常想：只有一个心地纯洁、善良而又敏感、内向的女性，才能画出这样的画来。她的风景很注重意境，早年曾画过不少巴黎街头的风景画，近年来颇多粗豪、稚拙之意，她也画人物画，能寥寥数笔，画出生活情趣。她笔下的人物很少有大喜大怒的神态，多是含蓄、肃穆而自若。……她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一种东方式的，确切地说，一种中国文人画中常追求的静逸的诗意，但古人的画多冷逸萧瑟，她的画多清丽可爱。”
　　
　　刘自鸣作品的特点，一是“写意”，二是“简洁”。
　　
　　刘自鸣的作品多以人物、风景、静物为主，其人物肖像用色造型极为简明，从其作品中能看到西方现代主义大师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影响，她喜欢在黑白灰的色调中去推敲组织画面关系。在油画作品《白族妇人》中，画家以极其精到的线条勾勒出一个身着白族服饰的妇人半身侧面坐像，整幅画面所呈现出的是一种静谧、清雅的蓝灰色调，单纯的用色和线条，几乎是中国式的人物画法，可看出画家对线的运用极为喜爱。《怒江风景》中也能看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与中国式“写意”的结合，房屋田地等都被几何化，并用浅灰色与其他山川、大地、树木的重灰色予以区分，在这种协调的灰色系中更多了一份中国“意象”。纸上油画《大海芋》的“写意”味道更为浓重一些，画面几乎没有西式的素描结构，淡灰色的短线条增添了背景的生动，植物的叶子用大笔画出，一气呵成，写满了中国水墨的韵味。
　　
　　在20世纪的前半叶，处在中国边疆的云南，开始引入欧洲绘画传统，尽管体现在创作或教学机制上的建设都还显得简单朴素，但是通过几次重要的变革和各种教育方式的建立和完善，已经全面接受西方文化艺术的传统观念，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